新共和通訊》面對極權主義興起,走向民主的〈現代化理論〉還實用嗎?

2019年03月20日 07:00 風傳媒
作者指出,西方的自由民主與資本主意贏得意識形態的最終勝利。但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西方引以為傲的民主體制卻似乎正在逐漸崩毀。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資料照,美聯社)

作者指出,西方的自由民主與資本主意贏得意識形態的最終勝利。但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西方引以為傲的民主體制卻似乎正在逐漸崩毀。圖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資料照,美聯社)

曾經,人類在上世紀90年代認為「歷史已經終結」,西方的自由民主與資本主意贏得意識形態的最終勝利。但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西方引以為傲的民主體制卻似乎正在逐漸崩毀。民粹主義與其領導人、極端意識形態以及走威權主義的大國——如中國與俄國,或「崛起」或「復興」地開始挑戰美國在二戰後打造並主導了七十年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作者將焦點放在極權國家的韌性,點出應該問對的問題是「什麼原因讓現代化的極權國家擺脫政治改革的命運?」如此才能對於當前世界民主的病灶對症下藥,遏止極權主義、力挽全球民主退潮的狂瀾。

民主化研究在1991年蘇聯解體達到最高潮之後,如今已經陷入了明顯的困局。世局並未照著知名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預測地發展,當他舉起「歷史之終結」這面大纛,樂觀地表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將成為政府的終極形式,他可能沒想到,這段橫跨數世紀的角力,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的搏鬥,可能遠比想像中的複雜難解。而若干年後,世局走向已經證明了一切。很顯然地,歷史並未終結,反而開啟了一頁更為艱澀的篇章。

前蘇聯、俄羅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cv)(AP)
前蘇聯、俄羅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cv)(AP)

「當年蘇聯垮台時,世界都認為是市場經濟與民主制度的勝利,但其實挑戰才正要開始。」

 西方學界對於民主化的過度樂觀是其來有自的。在民主化研究中,最廣泛也最歷久不衰的學說就是「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paradigm)最,又稱為經社發展說。顧名思義,這套理論的命題建立在民主與發展的關係上:當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追求民主的動力將會兵分兩路。

一是工具型需求,隨著社會的複雜化和專業化,勢必將朝著民主制度靠攏,以便因應各種利益的衝突與要求。

二是內在型需求,人民將追求溫飽以外的崇高價值,以拿回更多個人的權利與尊嚴。

這兩種力量的實踐最明顯就是產生在中產階級上,中產階級是政治轉型最重要的角色之一,勃興的中產階級不但是促進民主化的主要推手,也是防止民主崩塌的重要守護者。因此,國家一旦在現代化進程中邁進,隨著人均所得的提升,物質生活的改善,往往民主都是指日可待的。

現代化理論吸引人之處,就是它對於大部分國家民主轉型都有很強的解釋力。實際證明是顯而易見的,國家的發展水平與民主質量呈現高度正相關,先進國家通常也是高品質民主的保證,這幾乎是所有人長期以來的既定印象。良好的經濟發展與優異的民主制度似乎是國家發展的「正確路途」,也是最美好的劇本。

近代的思想家就從第一波民主化國家的誕生看出了端倪。從18世紀工業革命開始,人類文明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劇變,因現代資本主義的誕生,建構出新型態的貿易模式,從而根本地改變了社會形態,走在貿易和生產前端的國家,往往都能賺取可觀的財富,提供了日後政治制度演變的基礎。然而,這也意味著傳統形態的國家面臨了挑戰,新模式的興起與舊制度的殘續彼此對抗,中產階級的躍升與經濟自由主義的顛覆,刺激出新的社會變革,原本僵固單一的社會也因貿易的興盛和產業的革新轉為流動且複雜化,使得經濟與政治快速地交融與演變,最後國家就在現代化進程中被推進。

「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不僅改變了經濟生產力,也催生了現代民主制度,影響深遠。」

在美國獨立戰爭與法國大革命之後,現代化論者很快地注意到資本主義與民主制度之間的相容性,兩者的結合似乎成為社會進步的因子,這可以從19世紀西方物質文明的提升與人文思想澎湃得到明證。在高度複雜的社會與經濟分工下,民主不但成為趨於穩定且運行順暢的制度,還有效影響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輻射出民主的紅利。歷史研究表明,民主是近代工業與資本累積成果的產物,現代民主只能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某些條件下發生,在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社會科學百家爭鳴的狀態下,這是各路學派皆有的相似論點。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人們所觀察到民主化的動能,不外乎有兩大核心緣由:一是資本主義,二是中產階級。從社會學巨擘韋伯(Max Weber)、政治經濟學大師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umpeter)到共產主義創建者馬克思(Karl Marx)都曾辯證民主制度與資本主義和中產階級的相互關係。索布爾(Albert Soboul)在法國大革命中觀察出中產階級在革命和政治轉型中扮演的角色。

馬克思更直接認為資產階級使用議會制度和民主機制來取得國家控制權。熊彼特在觀察社會與資本主義發展之後,主張現代民主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兩者相依而生。摩爾將英國議會民主制度部分歸功於資本主義下資產階級的壯大,是在愈來愈強大城市資本家與傳統土地貴族漸進協調中改革。

20190315-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照)
20190315-1996年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央選舉委員會資料照)

「中華民國的民主轉型算是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模範生,也是現代化理論十分經典的案例。」

第一波民主化國家是現代化理論最理想的劇本,他們在國家現代化發展上身先士卒,不僅得到了驚人的經濟力量,改善了人類物質生活,也意外催生了現代民主制度,並且良好的與市場經濟共生。此後,許多國家民主轉型基本上就是依照這個路徑而走,以發達的市場經濟和強大的中產階級成為民主轉型的前提。因此我們可看到,開發中國家最經典的路徑就是先以專制政府發展經濟,集中資源、控制分配和提升效率,帶領國家脫離貧窮,等到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民主的條件成熟時,政治改革將連拖帶拉地啟動。這種例子在第三波民主化最為常見,南韓與我國皆是著名案例。   

然而,現代化理論也招受諸多強力的批評。

首先,它並未有一定的預測模型,對於國家轉型的時機、速度、條件,都沒有嚴謹的規範,只是概括性的認為:國家一旦開始改善經濟,因為各條件使然,經濟社會狀態日趨成熟,最終將走向民主。

再者,現代化理論難以解釋蘇聯共產國家民主化,在共產政權統治之下,採行的是國家主導的計畫型經濟,市場經濟並不存在,國家(共產黨)囊括了社會上所有資源,私營企業被禁止運行,更遑論中產階級的存在。但是在沒有中產階級以及市場經濟的情況下,共產陣營依然走上了民主化一途。因此,批評者認為,現代化理論所預設的前提,並非國家轉型的一定真理。

第三,有些質疑者指出,國家現代化並不是只能發展出民主體制,也有可能導致極權的產生。以歷史為證,二次大戰前的德國與日本,均歷經工業高速成長,向外擴張並發展軍國主義,過程中形成了威權深化。蘇聯則在史達林領導下的五年計劃,成功迅速工業化,搖身一變成為工業大國,使得蘇聯建立起成為了繼美國之後的第二強工業體系,卻也成為極權主義的輸出者。

最後,現代化理論雖然對於成功的民主案例有強大的解釋力,但對於那些遲遲未發生政治改革,又發展良好的國家卻又是一籌莫展,無法適用於專制的現代化國家。比方說,中國的經濟已有驚人的增長,時至今日,已有了可觀的中產階級,現代化程度也遠遠超越民主大國印度,為何遲遲沒有出現民主化的徵兆?同樣地,為數不少的石油輸出國與新加坡已列為已開發國家之林,民主仍是未竟之功。是什麼讓他們脫離民主現代化機制的控制?因此,富裕且穩定的專制國家成為了現代化理論的難解之處。

鄧小平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舵手。(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鄧小平被視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舵手。(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以後呈現驚人的發展,現代化成績有目共睹,也與西方經貿接軌甚深,但遲遲未見民主改革聲浪。」

如果對於上述現代化理論的批評稍作整理,大致可歸納出理論存在的爭議點:

一是不夠嚴謹,缺乏一定的規則解釋民主化的進程。

二是它不能解釋民主化的全局,像是蘇聯的政治轉型就難以自圓其說。

三是現代化並未保證民主化,也有邁向極權的可能。

四是對於發展良好的極權國家,它似乎無法解釋理論失效的原因。

針對上述問題,即可導出兩種情況。

首先,未清楚理解現代化理論的定義,導致出錯誤的結論或是濫用。

再者,民主現代化並不是單一路徑,實際情況仍有其他機制制衡的存在。因此,以下我們將對現代化理論的質疑提出解釋與看法。

 近期學者就發現民主化成本因時代差異很大,第一波與第三波民主化所面臨的人均所得、平均生產力、貿易自由度、都市化程度,甚至是面臨的國際情勢都差之甚鉅。因此,民主現代化沒有一定的發展路徑是理之當然。這反而能看出民主現代化理論的普遍性,勝過了個別國家的特殊性,不應條件的改變而失去作用。

舉例來說,19世紀末的歐洲民主運動與新興民主國家的民主化就沒有可比性,兩者民主化當下的經社狀態並不一致,成本結構的差距難以估量,但是都是依照發展而取得民主俱樂部的門票。所以,如因現代化理論缺乏嚴謹的規範就否定其效用是不成立的。更進一步說,現代化理論也許不能成為所有民主化成功的主要解釋標的,但實際上它的影響卻無所不在。

抽象地解釋,水在高處往低處流的過程中,實際經由的途徑是依循地形地貌而產生,而國家向民主過渡也是如此。現代化讓社會對於民主與專制產生了位差,至於要透過何種途徑才能將體制導向民主,則取決於各國的既有條件。其他民主化理論像是鎮壓成本理論,或是反對力量驅動說,都與現代化理論有或多或少的關聯。

20170305-德國綠能專題,德國柏林圍牆原址。(顏麟宇攝)
德國柏林圍牆原址。(顏麟宇攝)

「嚴格來說,共產世界的瓦解並不能用現代化理論解釋,因為其不存在中產階級,也未有現代化帶來的若干民主條件。」

共產國家的民主轉型的確是在現代化理論的解釋範圍之外,在共產經濟體制之下,並沒有中產階級與私有企業的存在,因此這並不符合現代化理論的一貫思路。也因為如此,拿蘇聯體系的政治轉型來質疑現代化理論的失效有失偏頗。我們只能認定,雖然民主現代化不足以解釋共產國家向民主過渡的緣由,但是也並不違反現代化理論的假設,而蘇聯垮台是另有其因。

現代化是否會導致極權主義的發生,事實上,這是一個關於孰因孰果的推論。工業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國家現代化的起跑點,各國起跑時間和速度不一致,制度的演變因而差異甚大。

領先的國家用優異的政經制度席捲全球,落後的國家則苦思對策,一部分急起直追,一部分尋求反制,也有為數不少的國家停留在傳統封建社會,最終走向滅國滅種的命運。當我們回看近代極權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即可發現自由資本主義、共產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三種發展模式展開競逐。

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時空背景,當時落後的國家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以為國家的角色愈吃重,經濟發展就會愈卓越,也因此,經濟落後於自由資本主義的國家,都倚靠政府的力量來追趕他國。以時間順序與發展動機來說,法西斯國家是因為國力相對落後,為了與英法為主發達的自由資本主義爭霸,想藉由極權政府來急起直追,倚靠國家與民族的力量推行現代化,大力振發圖興。

共產國家更是典型以極權統治驅動現代化例子,俄國與中國在當時的產業以基礎農業為主,工業化不深,人口分佈在鄉下農村,資產階級小而軟弱,所以很顯然地極權的產生是出現在有效的現代化之前,而非之後。極權主義的誕生是政治菁英為了追求國家進步與對抗國際競爭的結果。因此,如斷言極權主義是現代化的產物有失公允。

習近平。(美聯社)
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美聯社)

「歷史事實表明,共產主義的發跡與拓展與國家的現代化程度息息相關,初期共產黨在現代化相對領先的法國和德國,發展成績並不理想。反倒是在俄國與中國,擁有廣大勞工與農民的階級,卻是共產黨的沃土,很快地取得了優勢。」

那為什麼現代化理論對於處理發展良好的極權國家失效了呢?2018年美國副總統彭斯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的演講就有明述,美國曾認為隨著經濟發展,融入世界經貿體系,中國將不可避免地成為自由國家,但終究這個期盼落空了。

很明顯地中國目前是朝著威權深化的路徑前進,並持續對外輸出極權主義。因此,這成為了現代化理論必須深究的重點,也就是將焦點放在那些民主轉型未發生的現代化國家,研究他們為什麼成為了例外。至於為什麼這些國家落在民主現代化作用之外,我們將在下一篇文章提出解釋。

綜觀所論,整理以上對於現代化理論的批評,我們發現前三點都存在對於現代化理論的誤解。第四點才是該深究的地方。當我們開始懷疑現代化理論不再實用,不如將問題焦點放在極權國家的韌性。是什麼原因讓現代化的極權國家擺脫政治改革的命運?如此一來,我們更能對於民主化的病灶對症下藥,遏止極權主義的發展,力挽全球民主退潮的狂瀾。

*作者為《新共和通訊》責任編輯、倫敦大學學院(UCL)經濟學碩士、 知識人俱樂部發起人、上集醇品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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