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正東觀點:我們可以告別太陽花嗎?

2019年03月19日 05:50 風傳媒
太陽花學運不但中斷台灣長達三十年推動自由貿易的進程,更動搖台灣社會推崇對外貿易的心理結構。(林瑞慶攝)

太陽花學運不但中斷台灣長達三十年推動自由貿易的進程,更動搖台灣社會推崇對外貿易的心理結構。(林瑞慶攝)

昨(18)日是太陽花學運五週年。五年前的太陽花學運,重創台灣參加區域整合的努力。自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如何融入區域內蓬勃發展的自由貿易協定網絡,成為我國對外經濟政策的重心。陳水扁總統期間,致力推動與美日等主要貿易夥伴簽署自貿協定,雖然台美自由貿易協定最後功敗垂成,但我國仍與中美洲邦交國簽署自貿協定,累積一定的談判經驗。馬英九總統期間,與大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隨後順利和新加坡與紐西蘭簽署經濟合作協定,將我國對外貿易受自由貿易協定涵蓋比例,從不到百分之一,提升至將近百分之十。

然而,太陽花學運後,大陸公開反對我國與馬來西亞談自貿協定,在馬政府卸任前,兩岸貨物貿易協議談判嘎然而止,蔡英文總統就任至今,不但沒有洽談新的自貿協定,陳總統任內與巴拿馬簽署的自貿協定也告廢止。而且,自由貿易協定從我們的公共輿論退去,儘管日本領銜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已生效執行,東協領銜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也進入最後談判階段,身處依賴外貿卻無從參與經貿整合的台灣民眾,對此好像無動於衷。以此來看,太陽花學運不但中斷我國長達三十年推動自由貿易的進程,更動搖台灣社會推崇對外貿易的心理結構。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左)與巴拿馬總統瓦雷拉(中)和巴拿馬外長聖馬洛(AP)
台巴斷交後,陳水扁總統任內簽定的台馬自貿協定也終止了。圖為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左)與巴拿馬總統瓦雷拉(中)和巴拿馬外長聖馬洛(AP)

當然,能夠重創根深柢固的政治議程和社會心理,必有深層的結構因素。很多人將之歸於反中,但在反中之外,全球化帶來的財富不均和兩極社會,影響更為顯著。過去二十年,新興市場快速崛起,全球供給過剩、薪資就業停滯、中產階級流失、和貧富差距擴大,身處全球經濟新舊中心交界的台灣,一方面享受崛起中國帶來的龐大企業紅利,一方面也難脫製造業大量移出後的工資就業停滯。在馬政府初期兩岸關係改善後,復因回流資金大量投入固定資產,帶動房地產價格上揚,加劇社會的仇富心態。於是,企業主動輒得咎,軍公教成為代罪羔羊。

同時,隨著社會結構變遷,過去被壓抑的多元性別認同,要求平權尊重,挑戰傳統婚姻制度。我們習以為常的歷史故事,也在新的價值觀下,被相互競爭的版本重新解讀,在世代間和族群間帶來一次又一次的衝突。一言以蔽之,經濟停滯和社會變遷構成強大的壓力鍋,要求全面改變現狀,將這個社會帶到革命的臨界點。正是因為承載期待革命的龐大動能,太陽花學運才能打破舊政治的面貌與結構,將新面貌和新力量帶進台灣政治。

五年後的今天,我們該如何看待上述這兩條軸線的發展呢?上週中華民意研究協會發布的民調結果,提供具有啟發的線索。在自由貿易的軸線上,高達七成八的受訪者認為大陸市場對臺灣經濟發展有幫助,不能輕言放棄。近七成的人認為,一旦兩岸關係變得緊張,臺灣的經濟狀況將會變得比較差。對於目前仍躺在立法院的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四成一受訪者支持立院通過,超過不支持的近三成八,對於尚未簽署的兩岸貨品貿易協議,更有五成一支持簽署。對於目前亞太地區的兩項巨型自貿協定-CPTPP和RCEP,超過八成八的受訪者支持臺灣申請加入。

最值得關注之處,則是對加入條件的態度。這份民調問到,若加入RCEP需要兩岸貨貿協議,對此,有六成七的人支持。反過來,若加入CPTPP需要開放日本核災區食品進口,則有五成二的不支持,這與我們在地緣政治上對安全盟友的想像完全不同。如果說,太陽花的訴求是反對和安全上的敵國做生意,這份民調則反映當前民眾對於經濟繁榮的需求更加殷切,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對於食品不安全的憂慮,更甚於對傳統安全威脅的敏感。

對於兩岸的和平方案,34%民眾表示,可以在「兩岸在彼此承認的基礎下」進行溝通。(中華民意研究協會提供)
對於兩岸的和平方案,34%民眾表示,可以在「兩岸在彼此承認的基礎下」進行溝通。(中華民意研究協會提供)

至於第二條社會改革的軸線,也就是同婚、課綱、轉型正義等問題,去年九合一選舉愛家公投和擱置非核家園的公投過關,看似太陽花所代表的革命力量已經退潮。然而,這份民調對於太陽花相關提問所呈現的兩極反應,卻傳遞不同的訊息。在這份民調中,四成六的人對太陽花學運正面評價,四成七的人則是給予負面評價。在政府對太陽花學運採取的作為上,五成二的受訪者認為當時警方強制驅離攻佔行政院的學生及民眾做法是適當的,但也有四成三的人認為並不適當。而民進黨政府在2016年上臺後,宣布對於太陽花學運中佔領行政院的被告撤回告訴,則有四成八的不贊成,但也有四成四的人表示贊成,同樣呈現兩極化的看法。雖然民調題目是關於太陽花的歷史定位,但若將之與去年九合一選舉的公投結果相互對照,或可解讀為超過四成的民眾對於革命仍然正面看待,超過四成則剛好相反,顯示五年後的今天,這個社會依然處在難以化解的對峙狀態。

借用美國制憲文獻「聯邦論」的名句:「人若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政府若是天使組成,就不需要分權制衡。」因為對政府的不信任,所以分權制衡之外,公民社會成為矯正政府錯誤的最後憑藉。但是,作為公民的我們,也不是天使,同樣有可能犯錯,公民覺醒不該是太陽花學運蓋棺論定的唯一標準。當然,筆者絕非要為太陽花的運動者定罪,定罪是上帝的權責,更何況重大的歷史事件,皆是特定歷史情境下行動者的共同抉擇,功不歸於一人,過亦如此。太陽花五年後的台灣,困境依舊,對峙依舊,就算我們掩面不看以太陽花為名的新政治面貌,也無法逃避沿著上述兩條軸線台灣所面臨的巨大政經挑戰,這是明年總統候選人的功課,也是公民社會未完成的使命。

*作者為台大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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