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娟專欄:除了治水 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2019年04月02日 07:00 風傳媒
極端氣候讓淹水更常見,整體社會要有更高的「承洪軔性」。圖為六二暴雨造成的淹水。(資料照片,顏麟宇攝)

極端氣候讓淹水更常見,整體社會要有更高的「承洪軔性」。圖為六二暴雨造成的淹水。(資料照片,顏麟宇攝)

關於淹水,我們有許多既定用語,淹水就稱水災或水患,防止淹水的方法稱為治水。隔離水要築堤防、容納洪水要找一塊地蓋滯洪池…等等。這些用語反映我們對淹水的態度,如果換一種說法,我們對淹水的想像可能就會改觀。

經濟部水利署上周舉行治水會議,討論去年823熱帶性低氣壓,造成大範圍淹水之後的因應方法。台灣的治水從1982年大台北防洪計畫之後,近40年來已經很有成果,即使未來再進步,防洪保護標準再提高、蓋更多分洪道、滯洪池、或買更多抽水機,都追不上時雨量破百的強降雨威力,該如何面對「無法治的水」?這場會議的討論就超越治水框架,提供很多不同的思考方向。

整體社會要有更高的「承洪軔性」

現在政府很流行談「防洪靭性」,而所謂靭性,強調的是要做多少措施才能避免城市淹水。但台北大學副教授廖桂賢的看法不同,她說:「淹水是一個中立名詞,我們常說水災水災,但其實淹水不一定會產生水災。」社會需要「承洪軔性」,也就是,理解淹水無法完全避免,所需要一定程度的淹水容受力。

廖桂賢認為台灣社會對淹水的容受力很低,即使不會成災或造成財務損失,但也很難忍受,這某種程度是政治人物造成的,各縣市爭搶治水預算,然後跟人民誇口從此這裏再也不會淹水。人民就信以為真,一淹水就怪政府無能。

而一旦社會有了淹水容受力,對於治水就會有其他想像。例如一個村子要避免淹水,最簡單的防洪做法就是蓋堤防,愈高愈好,但你希望自己住的村落被堤防團團圍住、再也看不到堤防外的河流嗎?愈來愈多民眾對堤防說不,例如雲林縣林內鄉乾溪鳥麻村段堤防,蓋得跟成人一樣高,遮住沿岸視野,最近就要求水利署降低堤防。同樣的例子也發生在新北市三峽祖師廟附近。

治水不只工程,還要顧及生態

而一旦有了「承洪軔性」,就出現許多不同選擇,例如可以降低堤防高度,但要讓村民理解,這也會增加淹水風險,而政府跟居民可以一起行動,採取其他措施來降低風險,例如提供更精準的雨量預報、建立更好的撤離措施、或增加臨時性的阻隔板。村民以最大的容受力,換回珍貴的河岸視野。

同樣地,再也不能以治水之名,要怎麼做就怎麼做,而是要想到那個區域的人跟生態,之前苗栗縣卓蘭鎮公所興建大安溪濕地公園,導致破壞石虎棲地,引發眾怒,逼得水利署承認往後要更嚴格審查地方計畫。

滯洪池為什麼不能是一條綠道?

四月是日本櫻花盛開時,京都的哲學之道是賞櫻必遊景點,而那條哲學之道就是一條排水溝,大雨來時吸納周圍洪水,有滯洪功能、又能創造美景。而我們對滯洪設施的想像是一個「池」,要找一塊地做滯洪池收納雨水,而這塊地很難找,因為大家想要滯洪,但都不喜歡滯洪池蓋在家附近。

台南社大台江分校執行長吳茂成提出「滯洪池綠道化」的概念,讓社區的洪水能迅速流進水道。但能不能成為一條綠道美景,關鍵是要維持水道乾淨,而事實卻不是這樣。他住在台南市安南區海尾、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附近,村落半徑10公里有十座工業區、其中四座沒有汙水處理場。工業廢水排入水溝,讓排水線變成一條被汙染的大水溝,他稱這樣的情況是「被犧牲的體系」。

另一個新觀念是「在地滯洪」,利用現有土地,不改變地目及用途,在需要時轉變為臨時的滯洪功能。水利署長賴建信以德國Loisach River洛伊薩赫河為例,讓農地兼具滯洪功能,洪水流入農地,地主則獲得一些補償。他建議台灣可以參考德國案例,善用休耕農地、魚池來滯洪。

每個縣市能使用的在地滯洪設施不太一樣,但幾乎都遇到協調的問題。桃園市水利局副局長李金靖提到,桃園使用現成的埤塘滯洪,但95%的埤塘是私有地,其他屬農田水利會,並不是這麼容易溝通。而對於耕地較多的雲林縣、嘉義縣而言,最好的滯洪池是農地,但這需要更多的溝通。

都市計畫、道路設計要考慮到治水

去年823台南是淹水面積第二大的縣市,總計淹了9千公頃。淹水的主要原因是雨實在太大了,居民也表示不能都怪政府,但還是有可以檢討的地方,

而這牽涉到都市計畫。以安南區為例,那裏是一個低漥地區,但台南市政府在這裏蓋新吉工業區,把一個占地123公頃、本來有滯洪功能的台糖農地,墊高1.5公尺變工業區,居民認為這是造成下游十二佃淹水的原因。

前台南市水利局長、現任國發會處長彭紹博認為,新吉工業區做的滯洪池,不但可容納自己產生的洪水,而且還把工業區四周的隔離綠帶降挖,並要求所大月廠房的蓄洪提升三倍,已經把可能的影響降低。

然而,政府跟民間對此看法不同,居民的在地經驗感受到淹水跟工業區有絕對關係,但政府以數據計算滯洪量認為並非如此,最好的方式是淹水後去做更精細的調查,而這個調查又為往後的都市計畫提供更多的思考方向。

從2009年八八水災以來,強降雨的頻率愈來愈高,一次又一次的淹水告訴我們,治水工程已無法保證絕對不會淹水,需要不同做法,而只要我們對於淹水有更多共識、願意接受不同想法,就能培養更具韌性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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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聯合報記者,長期投入環保工作與新聞,現為獨立記者,也是台灣獨立記者的先鋒。曾以中科三期的調查報導獲得卓越新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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