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豪人專題:我們其實不熟——輓葉博文先生

2019年04月14日 07:10 風傳媒
葉博文長期關心台灣前途、主權、核四公投等重要議題。(取自陳耀昌臉書)

葉博文長期關心台灣前途、主權、核四公投等重要議題。(取自陳耀昌臉書)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但從那一刻起便直覺到:這個年紀大我一輪的「葉館長」,是個率真而可以性命相託的老大哥。見面機會有限,我只是他偶然邂逅於異鄉,相忘於江湖的小友。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這從我究竟應該稱呼他「葉先生」還是「博文兄」,二十餘年來始終舉棋不定,便可窺見一二。台權會前秘書長顧玉珍與她那一群社運圈的姊妹淘們,居然能夠親切(無恥)地直呼他「小葉」,總令我萬分羨慕。在羨慕之餘也警覺:江湖上的「小葉」、「小劉」,清一色都是老頭子、冤大頭。我深盼不要太快成為「小吳」。

率真而可以性命相託的老大哥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直到190年代中期,他以二二八紀念館創館館長身分走訪京都,在當地留學的我受託「罩他2天」,這才初次相識。儘管他是知名珠寶商,又在社運圈與人權團體中威名遠播,我卻一無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跟我老哥在90年代初期,曾一起陪同林義雄先生苦行全台灣。如果您問我,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麼?我腦裡浮現的只有初識時的對話。

葉:「我們以前沒見過嗎?」

吳:「……應該沒有,否則我絕對不會忘記。」

葉:「也對。我長得這麼醜,很少見。」

吳:「……沒錯。嗯,像復活節島的巨石像。」

然後兩個人就笑翻了。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但從那一刻起,我便直覺到:這個年紀足足大我一輪的「葉館長」,是個率真而可以性命相託的老大哥。然而,縱使傾蓋如故,畢竟白首如新,因為見面的機會有限。我不是他的部屬、同事、運動夥伴,更不是他的酒友、扶輪社社友,我只是他偶然邂逅於異鄉,相忘於江湖的小友。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葉博文熱情、善飲、愛朋友,我卻滴酒不沾、討厭人多,有輕微(愈老愈嚴重)的社交恐慌症;兩者能夠交集的時空,本來就很少,或許正因如此,每次見面印象都很深。

第2次見面,是我暑假回台灣,順道去二二八紀念館回拜。當時馬英九已經取代陳水扁,主掌台北市。二二八元凶的黨國既已復辟,葉博文的館長自然愈來愈難做。我和他正在館外啜飲咖啡閒聊,一個館員快步疾走,氣喘吁吁前來通報「新任民政局長前來視察館務,神情甚是不善」云云。葉博文泰然自若,聲色不動。我江湖淺,眼看來人官焰薰天,忍不住就有氣。沒想到人一走近,卻是老學運。看到我也一愣,官威全收。訕訕地閒搭幾句,向葉保證「有困難儘管找我」,就鳴金收兵而去了。

2016-11-17-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取自台北市文化局網站
葉博文為二二八紀念館創館館長,也是知名珠寶商,並在社運圈與人權團體中威名遠播,圖為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取自台北市文化局網站)

他酒氣沖天地開車送我回家

我看著老學運/新官虎遠去的背影,竟然覺得有些不捨與寂寥感,喃喃自語:「這人想壞也壞不了,只怕在馬營待不久。」葉博文聽了說:「等他幹不下去,我請他喝酒。」於是我們又笑翻了。這一次,我的笑聲中帶著感動與佩服,只覺得葉某人威猛醜陋、溫柔敦厚。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因此這杯「好人酒」,日後民政局長有沒有喝到口,我也不得而知;不過,我可以告訴您,第2次相遇,並沒有因為局長離開而結束。當我也告辭,葉博文說:「你要去哪?」我說與朋友有約,他居然說:「豪人的朋友一定很有趣──我也要跟。」我只好搭他的車,去一位職業牙醫/業餘品茶大師家。沒想到兩個「豪人的朋友」意氣相投,居然棄茶就酒,徹夜喝開了。

我自己雖然滴酒不沾,但「棋力酒量,非關退讓」,純粹只是體質所致,並不討厭朋友喝酒。差別只在一般人喝了酒什麼話都敢說,我不用喝酒也什麼話都敢說;只是我沒料到,葉博文喝了酒不但什麼話都敢說,而且什麼事都敢做。他酒氣沖天,卻堅持(挾持)開車送我回家。從金華街到陽明山,深夜裡一路飛馳,彷彿三生三世──我的意思是度秒如年。

在路上,他把身世交代得清清楚楚:小學如何跟老師搗蛋,高中大學如何跟教官搗蛋,海洋大學畢業卻成為台灣鑽石切割第一人;如何創辦全台第1個只說台語的扶輪社,如何反核,如何非暴力反獨裁。我相信當晚他一定已經炫耀過,醫師作家陳耀昌是他的小學同學,只不過我嚇得細節全忘了。我雖然信任他是個值得性命相託的友人,卻沒想到是這麼個相託法。

等待何時咱的天?酒澆苦悶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不然我老早就會知道,原來這款劉伶般不要命的飲酒之道,在他的親朋戰友裡頭,甚至在他的許多台獨老前輩裡頭,當真是稀鬆平常之至。我並未因此而贊成酒駕處鞭刑,一方面固然因為尚無腦殘之虞,而當晚也沒有死殘;但另一方面,也因為隱約地察覺到,台灣人幾百年「等待何時咱的天」的苦悶,未必單憑知性與美學上的優越性傲視帝國,即可消解。我自己不需喝酒解憂,別的人未必如此。不喝酒,不能應付這沒完沒了的殖民霸凌,與無止無盡被殖民自棄的雙重煎熬。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刊《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75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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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生於台北。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法學博士,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天生自由人,遭際冷硬派。非自願型人權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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