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貝聿銘:徘徊在前現代與後現代的建築大師

2019年05月23日 15:00 風傳媒
建築大師貝聿銘辭世,羅浮宮玻璃金字塔是他舉世聞名的傑作之一。(AP)

建築大師貝聿銘辭世,羅浮宮玻璃金字塔是他舉世聞名的傑作之一。(AP)

以一○二歲高齡安詳辭世的貝聿銘,無疑是現代建築歷史上迄今最具代表性的華人建築師。他早期先以堅定的現代主義姿態現身,將古典氣息的磚石厚重感,與經由鋼及玻璃呈現的現代輕盈感,做出輕與重間的巧妙視覺節奏;作品的量體與線條清楚明確,展露出可被鮮明辨識的個人風格,也標誌著貝聿銘承傳前現代主義的接棒者位置。

決斷策略展現機鋒智慧

貝聿銘後期作品遍布全球,尤其以東亞與中東為重鎮,除了延續他已經廣為人知、以三角形結構為本的造型風格,更開始演繹在後進現代性的國家地區,傳統文化如何能與現代建築結合的嘗試。也就是說,此階段貝聿銘鋪展的新挑戰,更在於思考現代性與地域性間,帶著矛盾與辯證的後現代議題。

貝聿銘的作品評價不一,好惡也相對兩極化,但是他透過一件件艱辛作品的完成,展現不斷自我挑戰的決心,以及絕對不屈服的個人意志,卻是所有人都可認知也尊敬的特質。此外,他作品決斷策略時的機鋒智慧顯現,不僅風格與姿態鮮明清晰,甚至挑戰各種觀念與技術極限,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話語強度,以及掀起媒體輿論關注的能力,絕對都在時代的前沿位置。

專業之外,他也熱愛各樣藝術文化,能以嫻熟優雅的文化人姿態,被封閉的西方上層世界廣泛接納,雖是中國移民依舊穿梭自如,絲毫不見社交上的拘束與限制。貝聿銘的個人內在與外在魅力,確實是他不斷被傳誦稱讚的特質,他談吐舉止端莊優雅,赴美留學時已經十八歲,仍能精確掌握非母語的語言,做為溝通與說服他人的利器,加上熱切柔軟的身體語言,以及臉上永遠溫暖迷人的笑容,還有溫文謙遜的知性態度,讓他不管是與開發商、政治人物或藝文界人士,甚至在與媒體及社會大眾溝通時,都能準確有效地贏得信任與支持。

這特質對貝聿銘的一生,絕對有著重要的隱性影響,譬如在可稱其生涯發展關鍵的以下兩件作品,皆可見到這樣特質的展現。其一是一九六四年出乎多人意料,貝聿銘以不具高知名度的年輕華人建築師身分,居然擊敗各方競逐的名家建築師,獲得甘迺迪(John F. Kennedy)總統遺孀賈桂琳(Jackie Kennedy)的欣賞欽點,成為位在波士頓的甘迺迪紀念圖書館的設計建築師,並從此與賈桂琳結為好友。

藉個人魅力取得羅浮宮增建設計

此外,一九八三年貝聿銘獲得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邀請參與羅浮宮增建的國際競圖,這是慶祝法國大革命兩百周年紀念的十大建設項目,各方的矚目覬覦自然不在話下。貝聿銘卻能讓密特朗獨排眾議與輿論批評、堅持不經由公開的競圖程序,直接挑選了與歷史命題有些殊異難合的這位華裔美籍建築師,讓貝聿銘取得最後的設計權。

貝聿銘透過私下斡旋的魅力,與本無私交的兩位峰頂政治人物做晤談,竟然成功取得這兩件重要建築物的設計權,過程細節並不清楚,但依舊是被建築界津津樂道的私下話題。貝聿銘懂得如何爭取最精彩的機會,但他也沒有辜負這樣機會的期許,兩件作品在不同年代的完工推出,不但得到建築界的肯定讚許,也都能把他在建築界的地位順利推進到一個全新的層次。

這樣剛柔兼具的魅力特質,固然與他自身的歷練有關,也似乎隱隱可對照出家世淵源的影響。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貽,曾任中華民國中央銀行總裁,也是中國銀行的創始人之一,生母莊氏則是清朝國子監祭酒的後代,妻子盧淑華同是早期中國留美的學生,家庭淵源深厚扎實。一九一七年生於廣州市,短暫居留過香港後,貝聿銘成長主要往返上海與蘇州間,因此童年經常出入自宅園林「獅子林」。赴美先後就讀賓州大學、麻省理工與哈佛大學,並在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遇上因納粹迫害遷往該處的包浩斯教學團隊,其中有掌旗手葛羅培斯(Walter Gropius),與同樣具深遠影響力的布魯耶(Marcel Breuer),當年的同期同學還有日後成為美國建築界教父的菲利普.強生(Philip Johnson),以及埋首台灣數十年的王大閎。

貝聿銘成名算早,得獎豐碩的經歷,顯示他的生涯順遂成功。其中,一九八三年他得到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築獎(Pritzker Prize)。

貝聿銘最為人熟知的風格,是以理性幾何的絕對線條與造型(尤其是標籤般的正三角風格),對歐陸的現代主義做出承傳與致意,甚至還被譽為「現代主義的最後大師」。早期作品有著濃厚的後期密斯(Mies)「國際風格」(international style)影子(以工業量產的模具化鋼骨與玻璃所搭起的建築物),可以看出與早期現代主義的淵源關係。

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與其代表作「甘迺迪總統圖書館」(AP)
貝聿銘剛柔兼具的特質,曾幫助他取得波士頓甘迺迪紀念圖書館的設計權。(AP)

受國際風格與立體畫派影響

但貝聿銘對此似乎無意承認,在《與貝聿銘對話》一書的訪談裡,他寫說:「……葛羅培斯與我的『不同』之處在於對『國際風格』的定義,這是當時一個很大的話題。葛羅培斯堅信世界按不同的速度工業化,先西方後東方,世界早晚都將被工業化,這就是柯比意(Le Corbusier)也曾提及的『國際風格』將席捲全世界。但是我對此有懷疑,覺得這種看法對我來說太僵硬了,我以為建築不該僅如此而已,但我還不能決定到底應該是什麼,當時我還太年輕。」

之後貝聿銘受到立體派繪畫的影響,建築的量體性格愈發明確,突破自我風格與奠定建築界地位的作品,應是一九七八年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國家美術館東廂增建。這件作品展現出貝聿銘處理建築的量體,如何能在輕盈與厚重間,自在運用其對比差異的能力,其中厚重質地的呈現,也被拿來與同時期的建築蠻橫主義(Brutalism)做聯想。

除了視覺美學的操作,貝聿銘經常被稱譽的空間特質,是善於利用自然光線給人喜悅驚艷的敏銳感知力,成功在原本顯得高度理性的空間中,流露出寧靜的感性,也藉此挑戰能否讓時間的恆久特質,得以在空間裡徘徊留駐。

貝聿銘在台灣最著名的作品,自然是剛在月前被列入國定古蹟的路思義教堂。這座一九六三年落成於東海大學校園內的名作,是美國《時代》(Time)雜誌、《生活》(Life)雜誌創辦人亨利.路思義(Henry W. Luce,又譯為魯斯)為了宣揚基督教福音,以及紀念擔任牧師的父親路思義,而捐款興建完成。這教堂應是由貝聿銘、陳其寬和張肇康共同參與設計,然而究竟由誰主要操刀設計,爭論迄今依舊不休,尤其貝聿銘和陳其寬皆宣稱設計是由其獨自完成,讓這爭議幾乎成了歷史公案。

後期思索在地性與現代性的結合

無論如何,這幢高度近二十公尺、寬約三十公尺,以「薄殼雙曲面」工法建造的教堂,雖然是以極端現代性的工法及語言來施做,卻能成功展露出傳統建築裡,最是優雅屋頂曲線的美學,並讓琉璃瓦的光澤亮麗耀眼地直接面人,其能同獲專業界與民眾的喜好,自然有其原因。

一九八三年獲頒普利茲克建築獎,應該算是貝聿銘生涯的峰頂,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自滿或怠惰,後期作品持續思考在全球化益發盛行的時代,在地文化如何能結合(或依附)現代主義的基本價值,一起同生共存的議題。這從後續設計的日本美秀美術館、蘇州博物館或是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都可以見出努力與意圖。

貝聿銘的成就毋庸置疑,其歷史地位則可能尚待檢視。但在討論他時,其實可以回看與他同時代華人建築師的作為,譬如同在近年離世的王大閎與李承寬,來做相互的對比思考。

東海大學 路思義教堂。(圖/城市美學新態度提供)
貝聿銘在台灣最著名的作品,是東海大學校園內的路思義教堂。(城市美學新態度提供)

王大閎思索中國,貝聿銘殺入西方

長年以台灣做發展的王大閎,主要是在思索中國文化如何能在西方價值的體系裡延續的問題,文化(尤其是文人文化)是他建築作為的重心,他想要做有文人價值信仰的建築。而多年旅居德國的李承寬,建構於西方啟蒙運動「人本」思想,以個體主觀意識做出發,對客體世界不斷提出演繹,而其中與《老子》或《易經》的反覆對話,尤其是最可關注的特質。

貝聿銘與這兩位一生顯得孤獨落寞的華人同輩建築師全然不同,他義無反顧地隻身殺入西方的建築世界,不卑不亢且充滿自信地周旋其中,勇於爭取機會,也不懼曝光表現,心志的堅強與不懈的努力都讓人嘆為觀止。

整個二十世紀的華人建築師,貝聿銘絕對多彩繽紛無人能及,也因華人身分與跨國明星的雙重性,讓他身處在現代性的複雜與矛盾漩渦裡,因此在應對拿捏時,時而出現對哪個方向發言,以及價值觀的徘徊。也就是說,從前現代相信工業化的全面實施,將可以抹除文化的邊界,到後現代強調文化差異與多樣的共存,才是現代性的立足位置,都可在他的前後期作品見出展現。

或許貝聿銘面對建築核心價值究竟何在的猶豫與難決,正是現代建築整個世紀的最真實整體處境。(本文作者為建築師、小說家)

「現代主義的最後大師」貝聿銘

出生:1917年4月26日生於中國蘇州,2019年5月16日歿於美國紐約曼哈頓。妻子盧淑華。1918年舉家移居香港,童年於香港渡過

學歷:1935年赴美國求學,先後於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nia)、麻省理工(MIT)與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1946年取得哈佛大學建築學碩士學位

代表作品: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1963)、甘迺迪紀念圖書館(1964)、波斯頓漢考克大樓(Hancock Tower,1976)、華盛頓美國國家美術館東廂(1978)、法國羅浮宮金字塔(1988)、香港中國銀行(1989)、日本美秀美術館(1997)、中國蘇州博物館(2006)、多哈的伊斯蘭藝術博物館(2008)

榮譽:1979年美國建築師協會金獎(AIA Gold Medal)/1979年美國藝術暨文學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建築金獎/1981年法國建築學院金獎(La Grande Medaille d'Or)/1983年普利茲克建築獎(Pritzker Prize)/1989年第一屆日本高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獎/2010年英國皇家建築師協會金質獎章(Royal Gold Med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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