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年》「中國政府是殺人犯啊,當然想抹掉自己犯罪的紀錄」失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2019年06月02日 13:00 風傳媒

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30周年。但是在六四事件曾經發生的中國大陸,那場至今仍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的事件在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記憶中卻似乎越來越淡薄。

已很少有中國年輕人能夠辨識出「坦克人」王維林在北京長安街頭隻身擋坦克的那張象徵公民對抗暴政的標誌性照片。一些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甚至會反問,瞭解六四對我們個人和國家能有哪些好處?

30年前拍下六四「坦克人」,如今漸為世人遺忘,美國攝影師魏德納說「你不能逼別人認識歷史」,但「天安門事件永遠不會消失」。(美聯社)
30年前拍下六四「坦克人」,如今漸為世人遺忘,美國攝影師韋德納說「你不能逼別人認識歷史」,但「天安門事件永遠不會消失」。(美聯社)

林慕蓮:忘卻是從上而下,也是自下而上

前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NPR)駐京記者林慕蓮(Louisa Lim)曾經感嘆道,中國民眾甚至會主動配合當局選擇性遺忘掉這段歷史。林慕蓮是《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返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一書的作者。

她說:「忘卻是從上而下的,但也是平行的,自下而上的。我認為,人們串通一氣或者是配合(當局)去遺忘,這主要是因為紀念(六四)的成本太高昂了。」

儘管中共「抹殺歷史」的運動是如此之成功,但中共並沒有因此就有絲毫鬆懈。每當六四周年紀念日到來之際,當局都如臨大敵。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中國大陸幾乎所有與30年前那場慘案有關聯的人物都早早被當局提前控制起來。

「我認為,在中國回憶1989年所發生的事情變得更困難了,」林慕蓮說,「即使是非常小規模的私下追思活動也不被允許。就在近幾個月我們仍然看到有人因為公開紀念六四而被判刑。因此,我認為限制人民紀念六四鎮壓的措施升級了。」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中國人民解放軍血腥鎮壓示威抗議的學生與市民(AP)
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廣場,中國人民解放軍血腥鎮壓示威抗議的學生與市民(AP)

「中國政府它是殺人犯啊,殺人犯當然想抹掉自己犯罪的紀錄,」

但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化學系的中國留學生古懿說,這恰恰反映出中共當局相信,六四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是無法被遺忘的。「中國政府它是殺人犯啊,殺人犯當然想抹掉自己犯罪的紀錄,」他說,「但是他們也知道自己抹不掉,要不然每年六四前後,它就不至於草木皆兵了。」

古懿是一位與眾不同的中國留學生。他來自四川,是回族穆斯林,也是一位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者。他2012年出國留學後,開始關注六四學運。他說:「當時很多人在呼籲平反,而我們就覺得殺人犯怎麼有資格給受害者平反呢?」

1989年5月27日,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的學生領袖王丹(AP)
1989年5月27日,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的學生領袖王丹(AP)

「我不再用『平反』,改用『翻案』」

「其實很多年以來,我就不再用『平反』這個詞了,我們早就改用『翻案』這個詞了,」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說,「因為你指望著共產黨給六四平反,我覺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隨著中國經濟在1989年六四事件後的高速發展,中國政府在三代領導人「前赴後繼」的努力下,現在已經基本上給中國民眾成功灌輸了這樣的印象,即沒有當年的鎮壓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的繁榮。這從很多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對六四的反應中已盡顯無疑。

林慕蓮說,那是非常正統的中國官方說法。年復一年之後,主流大眾已經真的相信了這種觀點。但現在又出現了另一種觀點,那就是知道真相會危害社會穩定。「同樣的,我認為這顯示出官方宣傳攻勢的涓滴效應,它改變了人們的思想。」她說。

在那之後,中國政府又開始把長臂伸向海外。林慕蓮說:「中共也有一個長期的、持久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行動,去影響外部世界對六四30周年的看法。」

1989年5月17日,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的學生(AP)
1989年5月17日,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的學生(AP)

外國駐華記者報導六四周年遭到限制和打壓

林慕蓮對幾十名外國駐華記者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他們當中相當比例的人表示,他們對六四周年的報導遭到了中共的限制和打壓,要麼是他們的採訪對象遭到騷擾或拘禁,要麼是他們本人直接被警告或遭到中國政府的抗議。

她說:「你接觸不到參與抗議的人,或者是受到影響的人。到頭來,外媒能夠講述的唯一故事就是我們每年都看到的當局的打壓。」

如無意外,當發生過血腥鎮壓的北京天安門廣場再過幾天迎來六四30周年的時候,那裡將是一片靜悄悄,只有密佈的監控攝影鏡頭、大批的警察和重重的關卡,能夠提醒人民這一天與眾不同。

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北京天安門廣場戒備森嚴,官方全面監控(AP)
2019年,六四事件30周年,北京天安門廣場戒備森嚴,官方全面監控(AP)

數字化的極權和網絡化的維穩

中共的大規模強制「失憶」行動讓很多憧憬正義與民主的人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喬治亞大學中國留學生古懿說:「現在和30年前不一樣,現在中國面臨的是一個數字化的極權和網絡化的維穩,只要這個政權還有維穩能力,很難出現像89年那樣的大規模街頭運動。」

六四學運領袖王丹認為,中國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而在天安門之後成長起來的當代年輕人遠不及他們當年的氣概。他說:「我們這一代至少為國家努力要做一些什麼,我們也許做得不好,也許也沒有做成,但是我們至少把這個國家當作我們自己的國家,而不是像現在年輕一代一樣,覺得(國家)跟他/她一點沒關係,只關心自己。」

《失憶人民共和國:重返天安門》一書的作者、前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記者林慕蓮說,六四事件是中國歷史上的一道分水嶺,是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個轉折點。

1989年5月19日,天安門廣場,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探視示威抗議的學生與市民(AP)
1989年5月19日,天安門廣場,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探視示威抗議的學生與市民(AP)

天安門是一面鏡子,看今天中國的領導人害怕什麼

「從那以後,中國再無政治自由化,」 她說,「回頭來看,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認為天安門還給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去看今天中國的領導人,去看他們害怕什麼。很明顯,從他們壓制相關討論和紀念的做法來看,他們極度地害怕自己的過去和自己的所作所為。」

但一些人仍然堅信,六四是不會也無法被遺忘的。中國留學生古懿說:「六四被百萬人現場見證,被鏡頭永久地保留,怎麼能這麼容易就抹掉呢?的確很多人現在不願提起,但不願提起不等於已經忘記,不想過問不等於永久保持冷漠。現在是集權穩固的時候,六四的創傷像休眠的種子,但是如果集權未來出現危機,誰知道種子就不會萌發呢?」

民運活動家、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軍濤表示,六四清場之後,普通民眾成為中國未來走向民主的希望所在。

「當共產黨(1989年)6月3日把坦克、機槍亮出來的時候,學生和知識分子都在退場,但是北京老百姓頂上去了,」王軍濤說,「當『講理』的人退場後,『不講理』的人就該登場了。中國底層現在幾十萬起群體事件。真正這些年逼著共產黨還做一些善政、做一些改革的……就是有一批底層的老百姓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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