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投書:一堆政治人物走歪路

2019年06月21日 05:40 風傳媒
作者說,每個從政的人都會發現,自己從最初的理想滿滿,到後來發覺現實骨感。(資料照,顏麟宇攝)

作者說,每個從政的人都會發現,自己從最初的理想滿滿,到後來發覺現實骨感。(資料照,顏麟宇攝)

「我從年輕作為一名改革者走到今天,為何今天改革的槍口對準我?」面對掌權末期的抗議與批判,而產生驚懼的自我盤問,我相信蔣中正、蔣經國內心有過,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乃至此刻的蔡英文都有過。蔣中正、李登輝、陳水扁的貢獻因後人怯於闡述而被抹殺,過錯則被放大,蔣經國與馬英九幸能保溫,而蔡英文尚在未定之天。

「這並不是一個總統特有的哲學命題」,事實上,只要掌權的夠久,哪個政治人物沒掉進破題第一句話所描述的困境?誰不是光榮燦爛的以救世主姿態出場,而後千瘡百孔的黯然下台?即便柯文哲、郭台銘、韓國瑜、朱立倫、賴清德又能持盈保泰多久?是否評價已經開始鬆動?

為了完備論述的周延性與可驗證性,我們把討論範圍擴大,地方派系早先是替村里爭取建設的仕紳,如今變成利益輸送的同義詞?官二代與富二代想繼承父執輩的光榮遺志,變成動輒得咎的紈絝子弟?宗教組織原先用信仰安撫人心,信徒們如今困惑,為何以入世精神參與公共事務,他們做得越多,所支持的候選人民調越低?藍綠不同立場的媒體老闆為公共主張大力申辯,被年輕人看成社會動盪的來源?入閣執掌公器的教授們,想舉薦身邊的優秀學人投身報國,卻被指為「學閥」、「從鏡子裡找人」?過去在困厄中建設台灣的退休軍公教,如今也成了年金的竊賊?在志向與權力、公心與私慾的反覆拉鋸裡,每個都竟然都不知不覺從「改革者」滑落到「被改革者」的天平彼岸,誰逃脫得了被輿論槍口瞄準的命運?

每一個從事政治之人,都要走過幾個心理階段,從最初的理想滿滿,到發覺現實骨感,從天真認為寫文章、上街頭就可以改變社會,到發現參與政治的門票早被把持跟分配,從小職位開始做起,隨後面對政治抹黑及競選資金困窘,接著發現閃爍浮華的言詞比誠懇踏實更能贏得民眾支持,乃至掌權後認為自己可以「承擔更大的責任」,因此要設法掠取「更多的利益跟資源」,向一些「小的不正義之事」妥協,才有「做大事的本錢」,這是一代又一代從事政治之人週而復始的命運循環。

這個悲傷的命運循環是此刻才發生的洞見跟歸納嗎?非也,早在1919年德國哲學家韋伯早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演講中,指出從事政治者追求純潔動機的「心志倫理」,以及追求實際功業而在過程中放棄某些道德準則的「責任倫理」之間的差異、拉鋸、平衡。

中華民國的民主政治跨度了一個世紀,卻還低空盤旋在這個一百年前就提出的哲學命題,我們是該敬佩哲人的見識高超,還是羞愧後代從政之人無法在哲學視野上跨越一步?

在中華民國國史上,有幾位總統曾具備教授身份,我想問,你們依循中華民國憲政體制,逐步攀登成為華人第一個民主政體的最高掌權者的過程中,在腥風血雨中經歷一切心志倫理或責任倫理的掙扎,你們想要對下一代承擔國家責任的公共事務工作者們「傳什麼道?授什麼業?解什麼惑?」還是叫大家去讀一百年前的韋伯政治哲學演講稿就好?

整天拿「期盼中國民主化」來向對岸說教,那有沒有試著羅列從威權統治走向民主的荊棘道路如何跨步?有沒有更先進的經驗減少轉型過程的動盪?軍隊如何國家化?受威權壓迫的個案如何平反?怎麼建立具有民意基礎的立法監督機制?怎麼與社運團體共處?對學術及媒體的尺度如何衡量?怎麼做和平的政權轉移?政黨怎麼歷經低檔徘徊中再起?怎麼穩固經濟成果的同時又處理民主運動帶來的社會動盪?

我暫且棄守「台灣為何沒有哲學家總統」這個提問,而要反覆針砭眾位總統們犯了「對哲學不負責任」之罪。我認為「總統們」該做的「不是去爭過去的歷史定位,而要爭引導未來的公共哲學。」只要後者的公共哲學目標達成了,前者的歷史定位目標自然也會達成。但若只是想爭前者的定位,就要陷入爭論往事的無盡糾纏,忽略去發展引導未來的建設性視野。

須知,未來的國史,並不像古代由史官撰寫,而是記載在諸如維基百科這樣的開放式平台,你建構什麼層次的哲學,影響多少人才,這才是產生歷史定位的正確方式。「想定國史,得換個腦袋!」

相較於沒有政治實務經驗的普通哲學研究者,只能在一些「要讓火車撞誰?」「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這種假設性命題裡面徘徊自樂。本文討論的乃是「總統級哲學家」才有能力負起的哲學責任,卻也是這些「總統級教授」們沒有去盡的責任。

我們可以體諒年事已高的李登輝前總統,以及正在應對司法責任的陳水扁前總統,不要對他們苛求過多的責任。

然而馬英九前總統在「台灣民主化歷程」中,是蔣經國總統向海外媒體提出「政治解嚴」的翻譯官跟見證者,在法務部長任內,將全台灣883位縣市議員的其中341位議員以查賄肅貪罪名起訴,也是唯一一位數十年如一日追悼228事件,並呼籲六四平反的總統級人物。

在「兩岸決策」上,馬前總統協助蔣經國總統起草了終止兩岸「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狀態,開放老兵訪鄉探親的「穎考專案」,擔任總統後,運用九二共識化解兩岸政府冰封對立、恢復兩岸兩會協商、推動諸如「兩岸直航」這種改變兩岸交流方式的23項政策協議,與中國大陸當局建立「外交休兵」默契,更是兩岸分治66年後,破天荒以兩岸「現任」領導人身份出席「2015年馬習會」的男主角,當然也是兩岸服貿協議及學運風暴的當事人。

20190610-前總統馬英九10日出席「2019第六屆兩岸經濟論壇」。(羅暐智攝)
前總統馬英九。(資料照,羅暐智攝)

無論馬前總統心裡這幾年過得舒坦不舒坦,終究是比蔣經國、李登輝更跨越一大步之人。如果不以「總統級哲學家」的高度,針對「民主轉型、兩岸發展、法治與吏治」做多維度、大部位、根本性的哲學探討,那要指望誰來回應這些命題?

而蔡英文總統來自日據時代的台灣家庭,曾經在國民黨時代受李登輝前總統栽培,經歷了辜汪會談,起草兩國論,擔任民進黨首度執政的第一位陸委會主委,後來出任民進黨主席,雖沒有坐過政治黑牢、對抗威權政府或流亡海外,但接收了黨外世代及美麗島世代畢生滄桑留下來的政治資產。在2014地方大選取得絕對優勢,2016年成為民進黨史上第一位行政權、立法權完全執政的總統,也成立「黨產會」、「促轉會」,逼著國民黨去面對長期想蒙混遮掩的黑歷史,同時自身也沒有隨意在特赦陳水扁前總統這件事情上鬆動立場,在同婚法案取得全球人權高度,她特殊的風雲際遇,料定來者罕見,來日是否應該要有總統級哲學家的氣宇跟承擔?

再多扯一個人下水,便是江宜樺,若其他總統級人物為農業經濟或法學背景,那江宜樺就是道道地地的,執掌過國家「最高行政權」的「政治哲學」學者,他從庶民家庭出身,透過自身努力,以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身份在台灣大學執教,從政五年成為國家最高行政權的行使者,又親歷了太陽花學運、兩岸巨變、2014年國民黨大敗選、被林義雄絕食脅迫封存核四,難道他不想在哲學層次上,討論台灣民主到底遇到什麼弊端?社會運動者的尺度及政府容忍度怎麼界定?怎麼營造社會理性討論的場域?對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想重新定義些什麼?以及至關重要的,「整個社會如何收拾非理性社會運動帶來的負面影響?並集體對惡劣成果買單?」

江宜樺以哲學研究者身份出任閣揆,不僅中華民國,在全世界都很罕見,卸任後若是迴避掉「總統級哲學家」這個責任,恐怕還是遠無法回報台灣這塊土壤給予他的人生養分。

我本文所指,尚待「總統級哲學家」來攻克的哲學題目,並不是為了寫一本千秋萬世的教科書,而是因為此時此刻,在公共事務場域中的每個人,不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正如大旱望雲霓般想要得到解答,他們在苦苦找尋的「黨魂」,不是集體朗讀孫中山11次革命故事,或是鄭南榕自焚慘案,而是在探尋可以引導他們「未來前進方向」的政治哲學系統。

談完這三個人之後,對於國民黨與民進黨長年荒廢的哲學論述(黨魂)真空,把「拚經濟」、反對或支持「九二共識」、過世幾十年的「救國偉人或民主先賢的成就」、重複跳針「早已下野的對手黑歷史」當成萬年論述提款機的啃老族行為,我已經懶得評論。

願意閱讀文章自此的諸君,我們不妨來個「十年之期」,屆時我們重新回首討論這篇文章的時空背景,若愕然發現「總統級哲學家」跟「哲學家總統」最後竟然不來自藍營,也不來自綠營,希望我們諸君不改鄉民本色,顆顆兩聲,拿著雞排跟珍奶一起讚嘆民主!笑看政治紅塵。

*作者為公共事務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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