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聞》一根社會救命繩拉得住6萬個破碎家庭?

2019年06月26日 17:30 風傳媒
當社會防護網失去功能,監獄成為邊緣人最安全的地方——至少有一口飯可以吃。(林瑞慶攝)

當社會防護網失去功能,監獄成為邊緣人最安全的地方——至少有一口飯可以吃。(林瑞慶攝)

「我第一次在眾人面前哭,竟然是在第一次演出結束之後,因為我這時候才發現,原來我也可以成功完成一件事。」在朋友面前,受刑人子女陳佑瑄不曾因自己的身分與遭遇落淚,卻因為參與劇團、與夥伴們共同完成一齣戲而深受感動,當時的緊張與激動湧上心頭,一時說不出話。

犯罪者出現代表社會有漏洞

陳佑瑄是劇團「翻滾吧!御飯團」的成員,她和其他六位夥伴都有一個共同點——爸爸都是受刑人。一九八八年就成立的紅心字會長期服務受刑人家庭及子女,三年前協助國、高中的受刑人子女組成劇團,至今已經演出兩次舞台劇、拍了一部微電影,現在正如火如荼籌備暑假的售票演出。

紅心字會是台灣唯一以服務受刑人家庭為主的非政府組織,他們主要透過提供獎助學金修補受刑人家庭的經濟缺口,再透過舉辦團康活動提供受刑人家庭成員心理支持;雖僅有三個人力專職服務六十至七十個受刑人家庭,但試圖讓社福體系的缺口成為光的入口。

家庭為什麼重要?拉拔一個孩子長大,需要整座村莊的力量;當人們成為犯罪者,也代表社會出現漏洞。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台灣每年有近六萬人在獄中服刑,背後代表六萬個家庭。社福體系到底出什麼問題?可以從他們身上窺知一二。

根據法務部統計,目前有超過半數的受刑人家庭經濟狀況是「貧窮無以維生」或僅能「勉強維持家計」,而台灣的受刑人大宗是國家主要勞動人口、正值人生黃金期的三十歲至五十歲男性,他們一旦入監服刑,背後代表家庭關係、子女教養、就業資源與社會救助體系的裂縫。

犯罪是助長貧窮的過程

紅心字會家庭服務組主任李怡穎表示:「犯罪不是受刑人陷入貧窮的原因,只是個過程。」有七、八成受刑人本身家庭的經濟狀況就「不是很好」,家庭關係失和,早就延伸出婚姻與子女、長輩的照顧問題,形成單親或隔代教養家庭。

根據二○一八年衛福部的統計,台灣約有近二十六萬個中低收入與低收入戶家庭,合計近六十四萬貧窮人口,約占全台人數二%。「不是所有中低收入戶都有社工進入輔導,除了經濟問題以外,若有心理情緒、子女照顧甚至是家庭暴力等複合的狀況才會開案。」一位曾在政府編制內的社工說。

「所有的事情都是被通報才知道!」李怡穎指出,各縣市都有在運作的「高風險家庭」或「脆弱家庭」,都是經學校、醫院或鄰里長通報之後才浮上檯面,無法針對家庭成員及問題防患未然,不僅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也造成第一線社工的挫折。

政府編制中近五千名社工(包含社工師),他們得負責的還包括身心障礙、兒少保護、老人照顧等問題,平均服務個案數從一百到四百不等,無法全數投入中低收入與低收入戶家庭。「現在的社工多半只能等問題發生了之後再補救,但大部分的問題都是『錢』。」這位社工嘆了口氣。

長期在日本研究貧困問題的專家湯淺誠指出:「當金錢和心理都沒有餘裕時,就會帶來種種問題和壓力,這是過著安穩生活的人所難以想像的。」當社會安全網不能發揮功能,為了生存,他們只好犯罪,監獄成為最安全的地方——至少有一口飯可以吃。

金錢失去餘裕的人為了生存,他們只好犯罪。(林瑞慶攝)
金錢失去餘裕的人為了生存,他們只好犯罪。(林瑞慶攝)

然而,監獄就像是黑洞,將受刑人及他們的家庭吸到社會最底層。李怡穎說:「現行的漏洞很大,因為缺少跨部門合作:法務部只管更生人,沒有人管受刑人家庭。」這些家庭或不敢啟齒向人求救,或一時無法申請救助,將進一步成為高風險家庭,成為下一個犯罪因子。據瞭解,監所收容受刑人之後,將發放問卷調查家庭狀況,據稱可協助受刑人子女,但是成效並不高。首先是受刑人在入監後通常不清楚家中狀況,因此不知道是否需要協助;其次是通報過程中,監所人員一板一眼的一問一答,很難讓受刑人坦然地吐露實情。

監獄成為把人吸到最底層的黑洞

然而,矯正署收到的問卷調查目前沒有匯整給社福系統的機制,像紅心字會這樣的民間機構或各縣市社會局幾乎都是接受子女與家屬主動通報才得知狀況。畢竟「受刑人」對家屬而言也是負面的標籤,讓他們更不敢向外尋求協助。「有些人連要申請中低收入戶都不敢跟里長說!」

很多人曾質疑:「為什麼要幫助受刑人家庭?他們不是活該嗎?」李怡穎說到:「這些家庭如果沒有獲得社福資源支持,將成為受刑人出獄後回歸社會的障礙,無法適應家庭與社會的受刑人很快就會再犯。」

「不過,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家人入監),很多親人都不願意幫忙了!」李怡穎說,經濟問題是受刑人家庭最大的困擾。然而,中低收入戶還是有門檻,例如主要照顧者還有其他親人,甚至還有有房產或車子時,就不一定能成功申請到。

新北市社會局人員坦言,社會局會考量諸多指標,並不單因「中低收入戶」或「受刑人家庭」而開案。但他們發現台灣的犯罪以藥癮者為大宗,今年開始聚焦「藥物濫用」,嘗試與民間團體合作,並發展跨局處方案,期待能主動協助藥癮者及家庭舒緩危機。

穩定就業能改善經濟與心理問題

有另一派說法認為,台灣的貧窮與犯罪問題應該要從就業問題著手。前台北大學犯罪學系教授曹光文分析,工作的意義在於可以賺取金錢以支撐生活支出,獲得社會地位以受人尊重,也可以融入社會並學習群體合作。這些因素都將使一個人的身心更為健全。

曹光文呼籲,執政者不應只追求「政黨與個人連續就業」,而要擴大對「社會與更生人穩定就業」的關注,因為穩定就業是受刑人得以「更生」的關鍵。他建議司法與勞政機關應該加強在監時的職業能力訓練、出監前接受實際職業輔導,以及加強出監前後勞動訓練與職場需求有效整合。

勞動部其實已與法務部合作,少數受刑人在服刑期間可以外出工作,也就是「白天職訓、晚上回監」,同時也協助受刑人媒合工作職缺,紓解企業廠商缺工情形。一位勞動部官員觀察,社會信任低、包容度不足,讓這項政策一直無法如實推行,實際適用的對象並沒有想像得多。

社會中有許多人想要工作、賺取收入,卻因為家庭、健康,甚至是一次誤入歧途的犯罪而無法獲得相應的機會。他們的經歷都無言地控訴脆弱的社會福利制度,在在凸顯政府與社會失能。一個人若不小心踩錯一步,就像是從毫無阻攔的溜滑梯溜下,直達社會最底層。

從裂縫中向社會底層注入陽光

「萬物都有裂縫,裂縫就是光的入口。」沒有減少的受刑人數與居高不下的再犯率都在在顯示社會安全網的漏洞,助長貧窮的社會成為犯罪的社會,政府與民間如何共同合作,在漏洞中注入陽光,照進社會底層,還有待相關部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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