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失土國恥的歷史世界:《從暹羅到泰國》選摘(2)

2019年07月23日 05:10 風傳媒
《從暹羅到泰國》中認為近現代泰國精英用以建構國家的論述,不只是這種以王室為尊的光明面,還有另一重要的黑暗面,以歷史中泰國國家土地喪失為基礎,藉由對西方外來侵略的同仇敵愾感,形塑泰國國族主義。圖為泰國國會。(取自維基百科 / 公有領域)

《從暹羅到泰國》中認為近現代泰國精英用以建構國家的論述,不只是這種以王室為尊的光明面,還有另一重要的黑暗面,以歷史中泰國國家土地喪失為基礎,藉由對西方外來侵略的同仇敵愾感,形塑泰國國族主義。圖為泰國國會。(取自維基百科 / 公有領域)

泰國歷史在我們普遍認識的東南亞中,或許有其獨特地位。當代東南亞國家裡,唯一歷史上未被歐美國家殖民者,大概就只有泰國這個今日許多旅人造訪的觀光國度。外人如我們或許常聽說,歷史中位於英法勢力間,一方面作為兩方勢力的緩衝區,一方面王室巧妙利用此一中間地位,因而免於歐美列強殖民,得以作為一獨立國度,延續至今。這種說法,實也見於當代泰國自身的歷史論述,英明睿智的王室,在西方列強進逼壓力下,勵行現代化,帶領泰國避免殖民危機,使泰國延續其王國歷史。這種泰國國內外皆熟悉的當代說法,無論是否屬實,作為一種普遍論述,一方面支持了王室作為泰國三大支柱(國家、宗教、王室)的說法,另一方面也支持了泰國近現代自沙立(Sarit Thanarat)政府以來,泰國國家精英對於王室形象的建立與崇拜。

20190717-《從暹羅到泰國》附圖(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沙立(Sarit Thanarat)1957年發動政變奪權,其後擔任泰國總理。(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不過,這本書最有趣之處,就是挑戰前述這種泰國國內外的「常識」。作者認為近現代泰國精英用以建構泰國國家的論述,不只是這種以王室為尊的光明面,還有另一重要的黑暗面,以歷史中泰國國家土地喪失為基礎,藉由對西方外來侵略的同仇敵愾感,形塑泰國國族主義。作者將光明面的前者稱為「王室-國族主義」(Royal-nationalism),黑暗面的後者則是以「失土論」(Lost territory)為基礎的「國恥論」(National Humiliation)。這本書告訴我們,這兩面論述實都根基於一八九三年,法國軍隊進逼曼谷的法國-暹羅危機,以及後來所簽訂的相關條約。在條約中,暹羅放棄了對湄公河左岸約泰王國面積三分之一的領土主張。作者根據史料,指出雖然這些事件始於邊界衝突,卻是由暹羅在殖民競爭下主動對法國挑起軍事行動,法國藉機予以反擊的結果。但當時的「王室-國族主義」論述,巧妙地將暹羅轉變為法國入侵的受害者,並將土地喪失,解釋為王室為了和平及國家的獨立性,因而以失土換取國家不被殖民的英雄舉措。然而另一方面,這種失土造成的西方侵略之恥辱感,從未實際在泰國精英心中消散,並在後續歷史關鍵時刻,成為「國恥論」而發酵。

「國恥論」真正的誕生與擴散,主要在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的泰國,尤其是披汶(Phibunsongkhram)主政下的政府。一方面隨著一九三二年立憲革命後成立君主立憲國家,統治者由王室轉為軍事精英;另一方面泰國逐漸步入現代國家,進而強調國族統一。國家精英諸如披汶、威集‧瓦他幹(Wichitwathakan)等人,不再著重「王室-國族主義」論述,反而將一八九三年的失土歷史成為一種「選定創痛」(chosen trauma),形成國族集體的「國恥論」,以支持泰國軍事政權的政治法統。在這種「國恥論」下,合理化了泰國一九四一年對法屬印度支那的入侵,「收回」過去為法國所占的多數土地。另一方面,這種西方入侵的「國恥論」,也用來和二戰時期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泛亞主義結合。此論述下,泰國並非只是單純在日本強迫下自保,日本反而是披汶政府大泰國主義的夥伴,用以挑戰西方殖民,建立亞洲民族。另外,作者提到當時政府的反天主教措施,雖看似與他章主要談論泰國對外關係調性不同,但作者以此對泰國國內天主教會的嚴厲打壓指出,這種將與法國相關的天主教會擴散到天主教會整體的外來入侵論述,更加證明了「國恥論」在各方面的發酵。

二戰結束前,泰國倒向同盟國,雖又是一次「竹子外交」(bamboo diplomacy)的成功展現,免於戰後嚴厲的政治清算,然而,一九四六年將「奪回」四府交還法國的協議,卻造成新政府的尷尬,再次經歷如同一八九三年失土的「國恥」。這種泰國屢次被法國帝國主義竊取土地的心態,在後續泰國與柬埔寨邊界的柏威夏爭議又再度出現。一九六○年代前後關於柏威夏寺的所有權爭議,以及二○○八年因柏威夏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而再一次引起的論爭,都反應了前述一八九三年及一九四○年代與法國土地爭議而展現的失土史觀及「國恥論」。

《從暹羅到泰國》無論作為學術研究,或是普遍閱讀的書籍都十分具有價值。二○一五年英文原作出版後,就引起學術界高度興趣,在許多相關學術期刊中,都有其他學者對這本著作的介紹與評論。這本歷史學著作,結合了外交史和文化史兩方面:一方面交待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一九三○至一九四○年代,以及其後柏威夏爭議事件,暹羅(後來的泰國)和法國、日本、英美、柬埔寨等外國交涉的歷史;一方面也探討不同時代的國家精英,如何把歷史以「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等論述方式呈現,以作為其政治目的和建構當代泰國國族的工具;尤其是在一九五○至一九六○年代沙立政府將其統治與王室形象高度結合前,以披汶為代表的泰國精英及其統治論述。在理論系譜上,這本著作承繼了如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國族主義形成的學術脈絡,及通猜‧威尼差恭(Thongchai Winichakul)《圖繪暹羅》(Siam Mapped)現代地理學形成「地緣機體」(geobody)的當代國家概念等相關議論。正是在這些學術巨人之上,也就是現代製圖概念的邊界成為理解當代主權國家的前提下,《從暹羅到泰國》由「失土論」所建構出來的「王室-國族主義」和「國恥論」才更顯重要。

*作者林育生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本文選自《從暹羅到泰國:失落的土地與被操弄的歷史》(聯經出版)導讀。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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