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盛專文:精神與內勢─公平正義在台灣的思索

2019年08月03日 05:20 風傳媒
作者指出,置身國際潮流與在地變革中的台灣社會,重建正義社會與信任心理文化,進而創造健康均等的友善環境,是無可迴避的重大議程。(資料照,取自網路)

作者指出,置身國際潮流與在地變革中的台灣社會,重建正義社會與信任心理文化,進而創造健康均等的友善環境,是無可迴避的重大議程。(資料照,取自網路)

理查.威金森與凱特.皮凱特兩位學者以實證基礎論述的系列兩本著作,不僅是對置身時代的診斷,也是社會健全實踐的方案。第一本《社會不平等》主要論證不公平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影響,例如暴力、嬰兒死亡率、肥胖、社會流動或教育失敗等問題。依照此書兩位作者之見,如同空氣對於人類生存的必要,空氣污染成為亟需解決的社會問題;財富分配不均的現象,是另一種心理社會污染問題,造成嚴重生活品質的困境。

第二本《收入不平等》則從社會面向議題轉向個人內勢層次,顯示不公問題造成個人心理上的痛苦或生病,如焦慮、憂鬱、壓力或自戀等精神受苦或心理疾患。比喻的說,這兩本書的並置像是描繪當代人的心理社會層面的系譜,一端是精神層次與政經結構的社會,一端精神與內勢:公平正義在台灣的思索是內勢存有與幽微變動的心理。但這不是線性光譜的對立,兩本書所討論的心理現象與社會結構的交錯關連,又如莫比烏斯環(Möbius strip)互為交纏、沒有上/下、內/外之分,終究只有一個立面的問題根源:不公現象。財富分配不均製造了社會階級,當然,這不是單一因素。但階級梯度的分層現象,也構成社會經濟地位人口統計學變項的歸類,上層人是心理鄙視下層者;下層者面對上層人感到自卑。這樣的社會劇場特性,顯示社會結構與個人心理的交錯關係。

20190726-《社會不平等》內文附圖-P.86.jpg(時報出版提供)
財富分配不均製造了社會階級,連帶製造出許多問題。(時報出版提供)

兩位作者以流行病學的資料與公共衛生角度,提出數據論證做為論述基礎。但可進一步思考的是,若社會財富分配議題僅是歸因社會不公的因素,忽略不公背後的相關因子,也可能會見樹不見林。尤其從台灣處境來看,文化心理層次上的連結,不可忽視。台灣政府過去訴求「幸福指標」,到現在政治人物動輒以「發大財」的財富生產為口號固然引發某些人共鳴。但更需思索的是財富「生產」或是「分配」,何者更具心理健康與社會福祉預測力的論證問題。然而,無論是幸福或發財並非憑空而來,而是能夠面對變動環境的挑戰。有人認為曾參與過二次世界大戰那一輩,是「偉大的一代」,因為生存的威脅、動亂與不安,將他們體內源自古代祖先的心理優勢與總體資質激發出來,這也是一種所謂的「杜魯門效應」。杜魯門一生不算傑出,卻能在羅斯福總統死後,一躍成為美國最偉大的總統之一,就是在動態環境中展現毅力、勇氣和遠見。

因此,有挑戰,有幸福,而非安逸度日只想過發財夢的生活。心理學家福雷德里克森(Fredrickson)研究指出,具備幸福的正向積極情緒,得以拓展智力的、社會的和身體的資源,增加人們在面對威脅或機會來臨時,可以有效動用的儲備庫。無論外在條件如何地變動,內勢能產生積極幸福感不僅開拓心智視野,也提昇寬容度、創造力和接受新挑戰的信心。幸福的評量不是指數公式,而是一種創造。所謂有價值的生活,不只是指使人們可以度過艱困時期或災難時刻,更是其能夠將注意力擴展至人類生活與身心健康狀態的向度,進而建構快樂且有意義的康健幸福生活。

前一本書《社會不平等》留下的個人心理議題,兩位作者寫第二本書《收入不平等》加以回應。事實上,社會公平涉及的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也是重要因子。有趣的是,心理學研究顯示,當有機會可以進行資源分配時,受試者期待的是「公平即正義」法則,透過公平分配符合心理反應。然而,當操弄研究變項,受試者面臨的分配處境涉及自己或同一團隊的利益時,績效獎勵的「比例分配」反倒成為實質分配的規則。人們很難直接以自私或利他分類,而是涉及置身處境的策略應用。這也是無論高喊知識經濟或庶民經濟,經濟民主是更根本的訴求。不過,只是從社會制度政策面思考,不公義現象仍在。回到自我的心理層次分析,是當代的重要課題。社會「應該」平等的背後,是心理「能夠」相信的前進。
台灣過去長期一黨獨大,政黨輪替的時間相較於一黨專政的壟斷,至目前尚是短程。但因為有「改變」帶來的「希望」感,民眾期待快速滿足的需求效應成為集體情感。但過去學者已指出,社會階級、原民權、性別權、勞動權等社會改革議程,是一黨專政時期,在野力量訴求草根(現在叫接地氣)民主的政治抗爭重要行動。但當第一次政黨輪替,這些議題進入制度程序時,在期待感受可以立即改變的心理需求投射下,匯集了實質績效的威脅力。但改革往往難以立竿見影,在此狀態下,民眾產生了執政者「換了位置換腦袋」的質疑。

台灣大選,蔡英文勝出開始了政黨輪替新的篇章。(BBC中文網)
作者認為,政黨輪替後,改革往往難以立竿見影,在此狀態下,民眾產生了執政者「換了位置換腦袋」的質疑。(資料照,BBC中文網)

社會結構改變的長時程與心理需求無法延宕滿足的張力下,憂鬱或焦慮或更自戀的心理又惡性循環的影響社會改革議題。目前第二次政黨輪替推動的「轉型正義」、「年金改革」、「司法改革」等無非都是在這樣的漩渦。就政治事件而言,當人民的心理需求感受到被剝奪或無法滿足,物質性話語的拋出,固然暫時填補了「不足」被看(聽)見。但這只是將「心理」或「精神」層次的「實體化」,並未解決空缺感的根源。真正的空缺不是被填補,而是本來社會貧富不均的現象,無法透過訴求公平正義就足以徹底地回應。

兩位作者的哲學預設,偏向哲學家羅爾斯(Rawls)的無知之幕(the veil of ignorance),意指沒有人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階級、資源、能力、智慧、優勢等,各個團體也沒有預設的看法和傾向。但無知之幕背後的人並非全然無知,他們還是了解社會的一般運作法則,經濟現況,歷史背景等。無知之幕是個想像的道具,每個人進入幕後都會回到原初狀態。如此無知之幕的公平即正義原初條件,在當代心理人類學的文化部落與資訊數位社會的影響因子交錯下,是日趨複雜的議題。但當民粹動員只是高喊公平精神,卻訴諸發財的物質性落差,如此的措辭對於構成社會的心理剝奪感是否得以深刻理解,或者就是政治口號的虛性滿足,是讀者閱讀這兩本書時,更為關鍵的在地思考行動。

我們可以回到台灣於二○一四年發生的太陽花學運,加以對應反思。精神分析家拉岡(Lacan)曾提出「現實」(reality)與「真實界」(the real)的裂口。「現實」是彼此交往和生產過程中,真實的人的社會現實處境;「真實界」則是指那不可見的、決定了社會現實裡將發生什麼事情的「抽象化」、幽靈般的資本邏輯。當人們來到一個景氣低迷、欠缺未來生活願景、破壞生態災難、人為痛苦與不幸事故頻傳的處境裡,就能體驗這種現實與真實界之間的裂口。但當時二○一四年馬政府一味訴求現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資本發展、貿易協議、談判信任、國際信用,以及邁向財政健全的經濟提升方案等「物質性基礎」話語秩序。目前台灣台面上投入二○二○總統大選的人物,以發大財並訴諸人民有錢、國家安全的口號;或是全台首富也加入選戰的局勢,無非顯示訴諸財富的物質性策略,仍是現實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的最高形式,而是在於我們往往忽略這幽靈般的「抽象真實界」,卻不斷地被「現實化」、「物質化」、「商品化」,引發人們的經濟心理恐慌,以追求發財的景氣經濟為生活許諾,但這是以遮蔽了人類基本的匱乏/欠缺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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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太陽花學運另人反思,當人們來到一個景氣低迷、欠缺未來生活願景、破壞生態災難、人為痛苦與不幸事故頻傳的處境裡,就能體驗這種現實與真實界之間的裂口。(資料照,吳逸驊攝)

從精神分析的角度而言,人類注定徘徊在不斷地尋求,永遠不可能再尋獲的匱乏客體的鄉愁旅途裡。由此行旅探問,我們的社會從來不是和諧的合奏團,和諧總是經由想像所建構。政治體系的運作目標,就像是從中世紀的黑暗大陸,經由文明化歷程轉變為進步的現代,試圖在猶如天堂與地獄,毀滅與拯救、墮落與救贖的雙極性下,尋覓社會生活的秩序與和諧。於是,政治運作建構了自身正當性。然而,人類的真實界存在著無法符號化的領域,正因為如此,給出了政治空間。民主使得各種的操縱、腐敗、以及煽情的法則等面向,成為可能。

只要我們一旦想要抹除這種變異畸形發展的可能性,我們就失去了民主自身。真實、靜謐與全然潔淨的民主,並不存在。如此主體和他者具有欠缺的處境,反而是溝通、妥協、改變、對話的契機。然而,政治場域的權謀操作,不斷產造象徵符號試圖填補匱乏,營造美好想像的物質性和諧,社會恐將淪為充滿惡兆的逆向烏托邦(dystopia)。

這兩本書的中文出版,也讓我們重新反思,失序(disorder)早已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失序社會的狀態,深刻化了意義消褪、秩序迷亂和凝聚力瓦解的受創處境。現代性的創傷,時態已不再是歷史時間、都會空間交織而成的身體意識,時態已被「去歷史化」、「去肉身化」,徹底抽空為封閉的符號體系,以差異區辨作為運作模式。消費社會下的偏差/正常分類邏輯,也新興了各種改變生活形態行業,如心靈雞湯的心理熱書籍暢銷或各類心靈提升的勵志訓練營。相對地,也呈現高診斷率的、與生活形態相關的精神疾病。例如書本提到的社交焦慮,無非同時是對「過去」生活情節的擔憂,又對「未來」生活產生不確定的認知情緒。

兩位作者提到如果生活水準都已提升,焦慮程度卻不減反增,我們就不能從物質生活缺乏的角度來尋找成因,該把焦點轉到社交生活上。社會生活中,「自我意識過剩」的症狀包含害羞與社交恐懼,他們認為這或許是整體焦慮感上升的重大原因。幸福感與我們對薪資的滿意度,取決於與他人薪資比較的結果,而非薪資是否足以負擔自己所需的物質生活。但社交焦慮的認定,在不同的文化脈絡下,涉及個體對「自我」的表徵差異。過去研究認為相較於西方強調獨立自我觀,並透過社會教化及社會結構所鞏固的「獨立我」系統;在強調社會關係取向的華人社會下,社會規範與人我關係型塑出個體社會行動,以及與自我概念的關連是重要因素。目前台灣研究發現強調社會關係取向的「互依包容的自我」,是傳統社會型塑的自我內涵核心,而華人社會在現今現代化和社會變遷之下,已逐漸發展出兼容並蓄傳統文化自我、西方獨立我的「折衷自我」的現身。折衷自我的概念面對社會財富不均與健康不平等處境,是如何與他人比較,平等主義的訴求是否就足以回應台灣民眾的社會心理狀態,是閱讀此兩本書時,得以深究的議題。

社交焦慮症對於陌生人、人群感到焦慮,嚴重者會影響生活。(圖/Jenavieve@flickr)
作者指出,兩本書都提到如果生活水準都已提升,焦慮程度卻不減反增,我們就不能從物質生活缺乏的角度來尋找成因,該把焦點轉到社交生活上。(圖/Jenavieve@flickr)

進言之,台灣社會的政治心理藍綠極化,除心理上的情感傷害,社會信任感的失落文化,亦是關鍵。這使人想到精神分析的一則笑話:當某人被鄰居指責弄壞了借來的茶壺時,會先表示我歸還的時候沒有壞,接著又說茶壺本來就壞了,最後則是否認他曾向鄰居借過茶壺。彷彿只要其中任一個藉口被接受,就可以證明他沒做錯。「借來的茶壺」如此前後矛盾的論據,只是為了否認一個事實,我還給你的,是一個破壺。當政治人物老是為自己的信任失格尋找理由,其邏輯與「借來的茶壺」如出一轍。要否認的是,留給台灣的資產是信任文化崩解的事實。

信任不只是個認知議題,是對世界系統的穩定信念,更是一種情緒安定的特徵。從信任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信任的基礎來自於一種個人內在秩序的「民主化」歷程,也就是透過自律的發展而形成信任,並非透過外在他律法則的「殖民化」歷程而形塑。精神分析家弗洛姆(Fromm)曾指出,過去的社會安全而不自由,人們嚮往自由;現代的社會是自由而不安全,人們卻意圖逃離自由,對安全秩序和轉型正義的信任系統已然動搖。置身國際潮流與在地變革中的台灣社會,重建正義社會與信任心理文化,進而創造健康均等的友善環境,是無可迴避的重大議程。

這兩本書在台灣出版的意義,不是序曲與終章,而是間奏篇;不同文化處境下,可以有差異層次的反思閱讀、書寫實踐和倫理行動。此刻,這兩本系列書的中文出版,提供重要的篇章,等待迴響與重新編曲。期待讀者透過反覆思辯,得以充實回應生活挑戰所需的精神內勢資源,更能積極面對外在實質的或潛在的或已然到來的危機。

20190726-《社會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套書-立體書封。(時代出版提供)
《社會不平等》《收入不平等》套書。(時代出版提供)

*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本文為《社會不平等》與《收入不平等》兩書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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