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真心話》「紀錄片是台灣的好牌!」CNEX董事長蔣顯斌:把這張牌打好,就會是華人世界標竿

2019年08月19日 08:10 風傳媒
從踏入網路創業圈、打造新浪網的高峰,再走出岔路,開始CNEX的紀實大計畫,蔣顯斌的人生充滿意外。(盧逸峰攝)

從踏入網路創業圈、打造新浪網的高峰,再走出岔路,開始CNEX的紀實大計畫,蔣顯斌的人生充滿意外。(盧逸峰攝)

「我覺得紀錄片一直是台灣的好牌。」從共同創辦新浪網,到成立CNEX基金會,蔣顯斌從紀錄片在台灣還是票房毒藥的時候,到現在已經耕耘超過10個年頭,記錄華人時代脈動的初衷,也越見發亮,「想像未來這10年,會有多少事情發生?我覺得這是大家的責任,有時代紀錄的責任,這張牌好好打,打個20年就是台灣的,就算未來華人世界最大市場,可能是在對岸,但台灣把這張牌牢牢做好,就會是個標竿。」

從踏入網路創業圈、打造新浪網的高峰,再走出岔路,開始CNEX的紀實大計畫,蔣顯斌的人生充滿意外。

(延伸閱讀:90%心臟靠儀器運作…鬼門關回頭後,蔣顯斌靠「Giloo」再為台灣紀錄片拚一回

20190818-SMG0034-E01-蔣顯斌小檔案
 

有人說蔣顯斌的家族,是書香世家,他自己則會說,只是公教家庭。他的爺爺蔣彥士是農學博士,曾擔任過教育部長、外交部長等要職,母親則是輔大營養學教授蔣見美,「我媽小時候要填資料,父母職業都會填農夫。」

蔣顯斌說,他從小就很有長輩緣,常跟爺字輩的人混在一起,舉凡爺爺跟朋友吃飯、上澡堂,都會帶上他,「很奇怪,我求學過程中,所有放學放的記憶裡,都是跟長輩混在一起的。」

20190818-蔣彥士(右一)教育部部長任內,同副總統嚴家淦在總統府接受美國大使馬康衛贈送月球岩石,攝於1973年7月20日。(取自行政院新聞局@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蔣顯斌的爺爺蔣彥士(右一)是農學博士,曾擔任過教育部長、外交部長等要職。(資料照,取自行政院新聞局@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當時台灣氛圍,就是要建設」 蔣顯斌憧憬文組但仍讀理工

「我看到的那一輩人,心中挺有民族跟國家的。」回憶起這些爺爺們,蔣顯斌說,他們很多是在政府服務,當時的主旋律,是怎麼建設國家,國際局勢又不是很理想,大家討論的,都是怎麼透過技術官僚的方法來建設。

而對於母親,蔣顯斌說,她認識的很多都是食品圈人,雖然以前沒特別感覺,「但現在回想起來,食品在當時算是高科技了,包含洋菇、蘆筍、鳳梨的罐頭,曾經幫台灣創造很大的外匯,在農轉工的過程裡,這是很重要的經濟來源。」

在家庭淵源下,蔣顯斌的童年,就在實業派氛圍裡度過,高中卻陰錯陽差,被同學拉去做校刊《建中青年》的美編,而後又跟其他社內人耳濡目染,開始接觸文學,大學後,即便念台大機械,仍刻意延畢1年,去讀心理、社會系的課程。

20190815-新浪網創辦人、CNEX董事長蔣顯斌接受《風傳媒》專訪。(盧逸峰攝)
蔣顯斌說,自己其實一直對文組有憧憬,但當時社會氣氛,就是男生要唸理工。(盧逸峰攝)

蔣顯斌說,自己其實一直對文組有憧憬,但當時社會氣氛,就是男生要唸理工,包括家裡,如果說要唸文學、哲學,也會把他找去開導,「當時台灣整個氛圍,還是要建設,這是當時很硬的一個題目,大家會覺得那是很正確的方向,這個脈絡,是從工業革命後,整個華人社會一直在追趕的狀態。」

面對解嚴的社會變動 他的徬徨意外在紀錄片上找到答案

大學時的際遇,也埋下讓蔣顯斌人生轉彎的種子。1987年,在歷經無數黨外抗爭後,時任總統蔣經國終於宣布解嚴,台灣開始走向民主社會,但畢竟對大多數民眾來說,這個變化來得太劇烈。

「其實台灣在戒嚴走到解嚴過程中,有非常失序的狀態。」回憶當時看到的氛圍,蔣顯斌如此說道。

「過去熟悉就是三大報、老三台,之後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媒體,陷入到⋯⋯其實到今天也是,陷入非常多的口水戰,當然很多街頭的行動,在我大學過程中,其實很多人心會不穩。」

20190818 upload-前總統蔣經國解嚴令於1987年中視新聞的電視字卡。(取自中國電視公司新聞部@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1987年,在歷經無數黨外抗爭後,時任總統蔣經國終於宣布解嚴,台灣開始走向民主社會。(資料照,取自中國電視公司新聞部@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蔣顯斌回顧,當時許多人都移民,房價也有波動,因為有人會為了移民就拋掉房子,「台灣從有一個比較清楚的社會輿論,進到百花爭鳴,但當時有很多人不適應,覺得這是不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向?」

彼時蔣彥士正是國策顧問,但蔣顯斌表示,家庭裡的線條比較單純,祖父在家裡,基本上都沒有討論這些事 ,「但我作為一個大學生,也是走過混亂的過程,變成不知道該怎麼看待,台灣社會力被解放出來,所呈現的樣貌。」

面對社會變動的徬徨,蔣顯斌沒能在家中、課堂裡得到答案,卻意外在電視上,看到小野策劃、符昌鋒執導的紀錄片《尋找台灣生命力》,初見便立刻著迷,「我覺得那對我是很重要的接續過程,有論述當時國民政府到台灣,在台灣怎麼梳理一些國族的狀態,進入解嚴後,生命力是用怎樣的方式出來。回想起來,那是第一部非政治領導人成為影片主角的紀錄片,是以非常庶民的面貌來論述。」

蔣顯斌接著,又看了探討中華文化,遇上西方文明境況的《河殤》,「重新佈建我對於台灣或華人的理解」,也因為找到了尋覓已久的解答,對紀錄片,開始產生依戀。

在美國網路新創成功 想回台灣卻發現「晚了一步」

後來他遠赴美國史丹佛大學,攻讀機械工程碩士,專修人機界面,「當時在美國,人機介面還是很冷門的領域,現在UI、UX很熱,是因為賈伯斯做了iPhone,當時史丹佛才剛開始在討論;人機界面讓我很著迷,牽涉到工科,要寫成程式,又牽涉到心理學,對於人的場景要去研究。」

史丹佛畢業後,他本來想再赴哈佛讀建築,卻遇上學長洪瑞殷、林欣禾,找他共同創立華淵生活資訊網(Sinanet),「我就想說玩玩看,結果一玩就上癮了,做了一些事,一下子就讓全美國的華人學生,都在看我們網站。」

在美國成功後,華淵本來想回到台灣,卻晚了蕃薯藤、奇摩一步,同時中國網路也逐漸成長,搜狐、網易、四通利方開始出現,於是他們將目標轉向;1998年,華淵與北京四通利方合併,成為新浪網,2年後,新浪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看似前程一片榮景,卻遇上股市泡沫化,股價從58美元一路跌落到1塊錢,市場上的投資人,開始對網路這個新奇玩具失去信心,廣告資金也紛紛撤出。

20190815-新浪網創辦人、CNEX董事長蔣顯斌接受《風傳媒》專訪。(盧逸峰攝)
儘管蔣顯斌他們分析用戶數據後仍覺得有一線希望,還不想放棄,但後來與雅虎爭併奇摩失敗,卻也讓新浪不得不面對現實、調整策略。(盧逸峰攝)

儘管蔣顯斌他們分析用戶數據後仍覺得有一線希望,還不想放棄,但後來與雅虎爭併奇摩失敗,卻也讓新浪不得不面對現實、調整策略,「我們認為台灣市場,已經不太容易再洗牌,很僵固了。」

移居中國打下一片天 一場手術卻讓他起飛的事業驟然喊停

2002年,蔣顯斌移居北京,但事實上或許該說,他是移居整個中國比較貼切。彼時中國站在經濟崛起的浪潮上,亟需重振的新浪跟著高歌猛進的腳步,靠手機簡訊打下一片天,蔣顯斌回顧,那時中國的手機正盛行,是Nokia的時代,鄉村拉電話線,得要一個個電線桿拉,但手機可以一步到位,已經變成中下階層必備產品。

搭配上中國移動低廉、每則人民幣0.5元的簡訊費用,新浪靠著簡訊搭配服務撐下一片天,向用戶推播簡訊笑話、新聞、聊天服務,慢慢擴展出2、3億人規模的用戶量;彼時蔣顯斌跑遍中國各大省分,跟中國移動各地分部談生意,儘管業務逐漸回穩,股價回到30、40美元,他的身體卻也撐出毛病。

手機 面板 工作 通訊 資訊。示意圖。(取自Foundry@pixabay/CC0)
新浪靠著簡訊搭配服務撐下一片天,向用戶推播簡訊笑話、新聞、聊天服務,慢慢擴展出2、3億人規模的用戶量。示意圖。(資料照,取自Foundry@pixabay/CC0)

一場心臟支架手術,讓蔣顯斌同樣高歌猛進的事業喊停,被迫停下來的他,開始思索自己未來10年去向,此時回到網路、新創產業,已經不是首要考量,「很難得人生會突然有個交流道,可以在快車道上,有機會可以出去。」

離開高速高壓的環境,蔣顯斌回頭撿起年少時錯過的風景;從高中到大學,他愛畫畫、學設計、也著迷於紀錄片,20來歲時沒有考慮過的道路,在人生又走了快20年後,猛然間在眼前開闊了起來。

人生急轉彎!蔣顯斌重新踏上年輕時錯過的紀錄片之路

「設計跟紀錄片,我花了1年探索,我在美國跑了10個以上的頂尖設計工作室、實驗室,去看大家在幹嘛,才發現大家痛苦指數很高。」蔣顯斌苦笑說,當時設計在整個產品的商業決策裡,處於非常末梢的位置,都是決策層決定好之後,派任務給設計師,也很難回過頭去影響上面的人,如今蔚為風潮的用戶體驗,在當年的商務目標裡並不存在。

另一條路就是紀錄片,初見《看見台灣生命力》,在迷惘中找到方向後,紀實影像就在他心底悄悄佔據一席,「自從經歷了解嚴,找回篤定觀察的方法後,就覺得問題是你怎麼去看,所以我一直在找看法,包括在網路創業時,有很多迷網,也會去看比爾蓋茲、賈伯斯,第一波矽谷創業家的紀錄片,都很有啟發。」

2006年,他遇上了陳玲珍與張釗維,志同道合的3人,最初原本是想拍一部影片,紀錄當時兩岸的社會情況,但終究覺得一部影片影響有限,還是要有個組織推動,CNEX基金會於是成立。

回顧當時所見,蔣顯斌說,「很像是兩岸在做不一樣的實驗。」

20190815-新浪網創辦人、CNEX董事長蔣顯斌接受《風傳媒》專訪。(盧逸峰攝)
回顧當時所見,蔣顯斌說,「很像是兩岸在做不一樣的實驗。」(盧逸峰攝)

蔣顯斌解釋,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後,族群撕裂到達前所未有的狀態,而中國則是經濟掛帥,天天高唱愛拼才會贏;台灣當時解嚴也才10多年,是在實驗民主這件事,中國是碰上民族與民生的實驗,思考的是兩者如何找到平衡,並讓第一批人先富起來,此外網路的進入,也逐漸解構傳遞訊息的方式,民間的資訊逐漸打開。

雙邊的差距,反倒是促成CNEX成立的契機,「我們的感覺是說,我們難得能橫跨兩岸,看到不同的風景,大家都有看到當地社會,碰到一些變動的事情,覺得該要做一些記錄,就想說10年拍100部紀錄片當觀察的座標。」

於是他們寫下CNEX的標語,給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備忘錄,開始10年的華人社會記錄的大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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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拍100部!CNEX的「大計畫」陪導演走最後一哩路

CNEX有個大計畫,10年拍100部紀錄片,這任務當然充滿挑戰,畢竟錄片的拍攝期程,常常抓不準,動輒3、4年,甚至7、8年的作品也不在少數,「所以我們規劃的模式就是說,讓獨立導演出來找我們,把自己設立成一個平台,從上百個裡面挑出10個。」

從2010年起,CNEX每年舉辦CCDF華人紀錄片提案大會,邀請來自世界各國的紀錄片工作者提案、並給予資助,不只尋找有潛力的創作者,還找來英國BBC、美國Sundance、日本NHK等重要產業人士,一起把潛力作品推上國際。

「合作的導演本身,跟這個題目可能已經跟了3、5年,抽屜打開已經有很多的素材,是導演梳理完後,來找我們陪他走最後一哩路。」蔣顯斌談到,最後一哩路往往是最關鍵的,很多的創作,都是進到剪輯室裡才真正開始,許多導演都是前面80%先捕捉、紀錄,跟一段時間後,故事才開始浮現,如《音樂人生》一開始跟6個孩子,後來有些孩子不擅長面對鏡頭,慢慢縮到3個、2個,最後變成1個,有自然的篩選過程。 

蔣顯斌指出,進入最後一哩,就是看提案導演的題目、人物、處理能力、對社會的影響,然後CNEX去認養,成為製片跟監製,並帶資源、顧問進去幫助,10年100部的目標,平均每年要10部,後來拉到平均2年,也有些特殊計畫是要等5年、7年,但還是可以做到的目標。

如此模式運行了幾年,CNEX不只在數量上達到目標,質量上也有亮眼成績:監製影片《音樂人生》、《街舞狂潮》連續在2009、2010年拿下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中國導演張贊波的《大路朝天》、王久良的《塑料王國》,不僅在國際影展有亮眼成績,也在現實裡喚起社會矚目;傅榆在此拍出《我在台灣,我正青春》 ,為《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奠下基礎,紀錄青年於時代變動的徬徨,沈可尚也憑藉提案大會,完成歷時8年,質問婚姻意義的《幸福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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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這張牌好好打,打個20年就是台灣的!」

「紀錄片本來是很冷門跟學術的,現在越來越走到社會中間,不會讓人家覺得突兀。」談及於此,蔣顯斌不禁感嘆,「現在也都進到院線,台灣每一年上10部、20部都不意外;中國的紀錄片,過去這幾年上千萬、上億人民幣票房也都有。」

蔣顯斌認為,現在說故事的方法越來越放開,大家越來越不介意,用有劇情的方法,來說紀錄片的故事,紀錄片越拍越有劇情感,劇情片越拍越往寫實走,大家開始往中間靠,非常有意思。

20190818-拍攝、電影、紀錄片、攝影機。示意圖。(取自fernandozhiminaicela@pixabay/CC0)
蔣顯斌認為,現在紀錄片越拍越有劇情感,劇情片越拍越往寫實走。示意圖。(取自pixabay/CC0)

「我覺得紀錄片一直是台灣的好牌。」看過美國、中國、台灣,遍地華人在時代變動下的面貌,蔣顯斌直言,紀錄片沒有比現在更重要的任務,不一定要評論,重點是記錄,「你想像未來這10年,會有多少事情發生?我覺得這是大家的責任,有時代紀錄的責任,台灣尤其在這件事情裡,有社會責任在。」

蔣顯斌呼籲,他覺得台灣社會難得有這樣的空間,應該讓它發光發熱,包括甫成立的文化內容策進院,應該也有個砝碼要放在這張牌上,「台灣這張牌好好打,打個20年就是台灣的,就算未來華人世界最大市場,可能是在對岸,但台灣把這張牌牢牢做好,就會是個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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