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與公共知識份子傅利曼-《自由的選擇》選摘(1)

2016年12月15日 05:50 風傳媒
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大師傅利曼(取自網路)

經濟學家芝加哥學派大師傅利曼(取自網路)

海耶克在一九六二年從芝加哥大學轉往西德弗萊堡大學(University of Freiburg)時,傅利曼發表的一個談話中提到,「海耶克這個人,最有意思的一點是……他成功跨越了兩個世界。今天在這裡齊聚一堂的人,都是受到海耶克影響或對海耶克有興趣的人,有些人是因為他在科學方面的著作,有些人則是因為他對一般大眾推廣理念的重要影響力。」這個說法大致上適用在傅利曼身上。

在傅利曼成熟的職業生涯期間,至少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楚了解這一點非常重要。從一九四六到七六年,他是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經濟學教授。在這段時期的前二十年,他主要是做學研究的經濟學家。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由於他成為高華德的首席經濟顧問,而逐漸被學術圈外的一般大眾認識。在那之後不久,他在《新聞周刊》有一個固定專欄,這是他累積公眾知名度與影響力的重要來源。

傅利曼過世後,克魯曼在一個評論中讚揚他:

他在理念宣傳與普及方面的成就,部分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當之無愧、學問淵博的經濟理論學家,但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作為專業的經濟學家時,他的著作非常嚴謹;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時,他的政策宣言邏輯就比較鬆散,有時候還是有問題的。雖然傅利曼的學術著作普遍受到專業經濟學家推崇,但他的政策宣言,特別是他的通俗化說法,則引起比較矛盾的感受。

傑出的經濟思想史學家華倫‧薩繆爾(Warren Samuels)也有類似看法,他認為傅利曼的專業著作與政策宣導非常不同。薩繆爾在評論傅利曼夫婦回憶錄時寫道,「傅利曼是一個非常嚴謹的經濟理論家。但是,他在政治上對經濟事務的思考,就沒有那麼嚴謹……這本回憶錄呈現兩個非常不一樣的傅利曼:嚴謹的經濟科學家傅利曼,以及激進分子與不大嚴謹、有點意識形態傾向的『自由市場』、『有限政府』與『自由企業』大祭司傅利曼。」

挪威經濟學家艾格納‧山默(Agnar Sandmo)贊同這個觀點,「把傅利曼的學術研究人員與某個意識形態發言人的身分區分清楚,是很吸引人的一件事。」山默接著說,在傅利曼的專業領域,例如貨幣理論,「他的政策建議背後的實證基礎,就堅強很多。和其他更普遍流傳的政策領域比起來,他的貨幣理論有理論模型與實證研究支撐。」

傅利曼在自己回憶錄序文結束時提到,「我的主業一直是專業經濟學……副業一直是公共政策。」他寫道,「一般大眾最知道的是我對公共政策的參與,以及羅絲和我有關公共政策與政治哲學的文章。但這些一直都是我的副業,不是主業……公共政策一直是我的兼差活動。」

傅利曼對公共知識分子的第一次重要嘗試,是在一九六二年出版《資本主義與自由》。一九五○年代末期,沃爾克基金會辦了一系列研討會,根據他在研討會的演講,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資本主義與自由》是最可能進入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偉大著作神殿的一本書。這本書很明顯延續了穆勒《論自由》的精神。在《資本主義與自由》,傅利曼認為,「對於自由人(free man)來說,國家是個人的集合,位階不在個人之上。」效用主義創始人,也是穆勒的知識教父邊沁指出,「在道德領域的措辭中,社群利益是最普遍的表達方式……社群其實是一個由個人組成的虛構體,這些個人就是它的成員。那麼,社群利益是什麼呢?就是組成社群的不同個人利益的總和。」

個人主義是穆勒與傅利曼政治與經濟哲學的核心。傅利曼說,「自由主義哲學的核心是相信個人的尊嚴。」穆勒在《論自由》書中表示,「對於他自己,他自己的身體與心靈,個人就是最高的主權。」傅利曼和穆勒一樣強調天才的重要性,並主張歷史上的豐功偉業都是「各別天才的產物」。穆勒則說,「我因此堅定地認為天才的重要性。」

傅利曼把當代古典自由主義與效用主義傳統,以及追隨邊沁的信徒英國哲學激進派,明確地連結在一起,「由於意識到個人主義的固有威脅,哲學激進派的知識後代,包括戴西(A.V. Dicey)、米塞斯、海耶克與西蒙斯,在這裡只代表性提出幾個人的名字,他們都擔心,一股持續朝向中央控制經濟活動的風潮,會走上海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分析得非常敏銳的過程。」

傅利曼的一般古典自由主義哲學,是永恆問題的一個偉大宣言。由於他對經濟學的重大貢獻,他的一般自由哲學,因此沒有問題。他後期的某些公共政策建議,包括對政府的厭惡,以及討論聯邦政府預算時,他認為赤字不重要的看法,才開始出現問題。

一九六○年代中期與後期,他開始出現在美國與國際舞台上。由於他在一九五一年得到約翰‧貝茲‧克拉克獎,因此他在學術圈一直非常有名。在當時,這是美國經濟學會每兩年頒一次的獎項,對象是四十歲以下的頂尖經濟學家。他出現在芝加哥大學全國圓桌廣播計畫中,慢慢地開始針對一般大眾寫文章,並在全美各地為學生與一般大眾演講。

納許指出,「自由社會的保守主義到了一九六○年代,需要一個新鮮的實用說法。對這股風潮來說,很幸運的是,由於才華洋溢的經濟學家傅利曼,以及芝加哥經濟學派的崛起,這個需求很快就得到滿足。」納許寫道,「《資本主義與自由》的出版,以及傅利曼以保守主義傑出經濟學家的身分出現,是戰後右派發展中一個重要里程碑……一九六○年代結束的時候,他可能是美國最受尊重、最呼風喚雨的保守主義學者,也是少數擁有國際聲望的人。」雷德指出,傅利曼著作的優點之一是「對自由主義的方案,提出特定、可以驗證的選項。」雷德指出,「芝加哥學派在這時期的了不起成就是在科學研究,以及提出政治保守主義的論述,都能發揮領導作用。」

之前提過,傅利曼是反對政府的重要人物,雖然這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作用。比起其他的公共知識分子,他一直在國際上持續推動新自由主義風潮,並在一九八○年代期間,美國的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與英國的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選上並組成政府時,達到巔峰。在這段期間,美國在國內進行改革,國際上則遇到共產主義垮台。

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在不預期下忽然崩潰,正好驗證芝加哥自由市場的立場。這並不是說,如果社會主義是可行的,就會是大家想要的制度;問題在於,社會主義是不可能行得通的制度。這並不是說,人類沒有具備運作社會主義必要的優點,而是人類並沒有運作社會主義的知識。價格、獲利與私有財產,是克服因勞動專業化產生的知識分工,所必須的基本制度。可以說,傅利曼與海耶克把社會主義的問題,從道德的問題,轉變成實際的問題。

 

chicago 02 300.jpg(圖由時報人文線提供)
自由的選擇: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圖由時報人文線提供)

*本文選自時報出版的《自由的選擇: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作者為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經濟系教授,教授經濟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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