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紀宇專欄:黑天鵝的翅膀,一個不能再忽視的社會階層──飄零族

2017年02月08日 06:30 風傳媒
美國藍領勞工是支持川普的主力(AP)

美國藍領勞工是支持川普的主力(AP)

從英國脫歐到川普當選,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體制、反菁英的浪潮席捲歐美主要國家、顛覆全球政經秩序,鼓舞民族主義、鼓動民粹情緒、鼓吹反智心態的領導人粉墨登場獨挑大梁。為何會如此?浪潮底層的關鍵力量是什麼?有學者指出,「黑天鵝事件」連翩而至,敲響警鐘:我們再也不能忽視一個名為「precariat」的社會階層。

「precariat」來自「precarious」(不穩定的、任憑他人擺布的)與「proletariat」(無產階級)兩個字的結合,台灣社會學者李易駿教授譯為「飄零族」,也有人譯為「不穩定無產者」,最早是在1980年代由法國社會學家提出,後來由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資深研究員史坦丁(Guy Standing)發揚光大,他在2011年出版《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一書,換言之,「precariat」既是一個「不穩定的無產階級」,也是一個「新興的危險階級」。

那麼何謂「precariat」或「飄零族」呢?他們主要是一群接受短期雇用、人力派遣、按時計酬、按件計酬的勞動者,收入與經濟狀況很不穩定,與雇主間沒有正式關係,沒有工會保護,容易被社會福利體系忽略。但他們往往受過不錯的教育,至少是高於手邊工作層級的教育。

風傳媒「迎向川普新紀元」專題報導

飄零族欠缺可以賦予人生意義的職業認同(occupational identity)或職業論述(occupational narrative);經常要做不受認可也無報酬的勞動,在工作場所與工作時間之外仍然遭到剝削。更糟的是,從美國、英國、法國到德國的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實質薪資已經停滯了30多年,經濟不公平現象日益嚴重,導致飄零族力爭上游的機會越來越少、向下沉淪的風險越來越大。

新自由資本主義(neo-liberal capitalism)、自由貿易協定大行其道、錯誤的勞動政策,都是催生飄零族的最主要力量。從美國製造業就業狀況的變化可窺一斑,有學者估計,1999至2011年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讓美國製造業流失了600萬個工作機會;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直接或間接奪走美國240萬個工作機會。去年川普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勝出,最大「功臣」就是幾個製造業衰敗、飄零族眾多的大州。

飄零族只是北美與歐洲的問題嗎?當然不是。飄零族就在你我身邊,甚至就是你我歸屬,這個階層雖然看似是社會邊緣,但規模與重要性與日俱增。去年6月上旬,號稱「全世界最神祕菁英組織」的畢德伯格集團(Bilderberg Group)在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召開年會,十大討論題綱之中,「飄零族與中產階級」(Precariat and middle class)赫然入列。今年1月在瑞士達沃斯(Davos)登場的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飄零族也是焦點之一。

德勒斯登會議召開時,英國脫歐公投尚未投票;達沃斯會議閉幕時,川普正式入主白宮;飄零族改變世局的力量再也不能等閒視之。有先見之明的史坦丁特別為今年的WEF寫了3篇專文,細述飄零族的來龍去脈,發出警告也提出解方。

返祖者、思鄉者、前進者

史坦丁將飄零族再細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返祖者」(atavists),他們從傳統勞動階層墜落飄零,對於往昔的「美好年代」(真實或虛構)無限懷念,怪罪「他者」──移民、難民、外國勞工──奪走他們的工作。他們的社會意識型態較為保守,對主流政黨與傳統政治人物既懷疑又厭惡,甚至滿懷憤怒,特別容易被民粹領導者鼓動。從英國脫歐、川普當選到歐洲極右翼崛起過程中,「返祖者」身影幢幢。

第二類是「思鄉者」(nostalgics),主要是移民與受排擠的少數族裔,他們被剝奪的不是往昔而是「現在」,沒有家園與歸屬感,必須仰賴政府或其他機構的濟助,對政治議題儘量悶不吭聲,但如果巨大壓力長期累積,就可能會有劇烈的爆發。

第三是「前進者」(progressives),他們多半受過大學教育,原本對職涯滿懷信心,出校門後卻是四顧茫然;如果是在美國,往往還揹了一身學生貸款的債。他們的社會意識型態較為進步,較關心普世價值,但是同樣不信任主流政黨與傳統政治人物。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中支持桑德斯(Bernie Sandrrs)的年輕世代,正是這個類型的代表。在史坦丁看來,他們也正是人類社會未來的希望所寄。

體制菁英漠不關心,飄零族困境日益惡化

過去30多年來,經濟不平等問題每況愈下,體制菁英漠不關心、敷衍以對,飄零族的困境也日益惡化,憤怒情緒跨越國界延燒,終於在去年引發向菁英體制反撲的黑天鵝事件。史坦丁認為當代的「收租者資本主義」(rentier capitalism)是罪魁禍首,政府過度保護財產權──尤其是應由社會集體共享的智慧財產權,放任尋租者(rent-seeker)與金融家壟斷經濟成長的絕大部分利益。

如今體制菁英嘗到飄零族反撲的苦果,共業卻由整個社會承擔。川普新政府雖然口口聲聲要創造就業機會,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全面鬆綁金融法規、為企業與富人大幅減稅、無意強化社會安全網、主張短視近利的保護主義;種種作為恐怕只會使飄零族更加飄零。

經濟租課稅、主權基金、基本所得

在史坦丁看來,真正能夠為飄零族創造穩定性與向上流動機會的解決之道,是要打造一個適合21世紀的所得分配體系(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史坦丁也建議一套三部曲的實質作法:針對智慧財產權等經濟租(economic rent)課稅、籌措主權財富基金、對全體國民無條件發放基本所得(basic income)。

對於爭議性頗高、看似鼓勵「不勞而獲」的基本所得,史坦丁列舉了五大理由:符合社會正義、有助於人民獲致完全的自由、有助於人民對公共事務做出理性的決策、獎勵那些沒有報酬但非常重要的工作、預先因應「機器人」(自動化與人工智慧)造成的失業潮。

基本所得制度在歐洲已經逐漸萌芽,多個國家展開規模不一的實驗,成敗還需一段時間觀察。然而無論如何,飄零族的困境必須得到關注與解決,否則不但經濟永續成長將難以為斷,過去數十年來人類追求自由民主、宗教包容、文化多元的努力,也將面臨嚴峻的挑戰威脅。

加入Line好友

【我要發風】

風傳媒歡迎各界分享發聲,來稿請寄至 opinion@stormmediagroup.com,並請附上姓名、聯絡方式、自我簡介,謝謝!

我想再看到這個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