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評析:進步的誘惑

2014年01月30日 08:05 風傳媒
優生學成為追求進步的迷思(取自騰訊大家網)

優生學成為追求進步的迷思(取自騰訊大家網)

自達爾文以來,生物學家忽然意識到,原來司空見慣的生命現象——親緣的相似性,也就是常說的遺傳與變異,有著一套既明顯又巧妙的機制,這讓他們非常興奮。

在此之前,在醫生、牧師、哲學家和博物學家還在承擔生物學工作的時代,人們一直認為,遺傳就是本質上的一成不變,而所謂變異,其實乃是環境影響的結果。比如氣候變化,又比如用進廢退。直到18世紀,一些著名的生物學家仍然堅信,白人長期生活在熱帶就成了黑人——強烈的陽光作用于白人的肝臟,膽汁就會變黑,進而色素沉著,黑人就是這麼出現的。然而,當達爾文提出,變異和遺傳一樣,環境的影響必須通過內在的機制起作用,幾乎所有關心生命現象的學者都被他吸引,並投身於這一場大討論。其中活躍的身影,不乏統計學家們。

就最基本的哲學觀而言,統計學家天然地與生物學家親近。作為生物學研究的物件,生命是一種永遠無法排除例外的現象。假如一個研究者說,產後的母貓為了躲避入侵者,會叼著幼崽尋找更秘密的隱匿。任何一個內行都懂得,這個說法只在概率意義上成立。因此有人總結,生物學只有一條普遍定律,那就是一切生物學定律都有例外。正是這樣的例外,令一直夢想馴服偶然的統計學家感興趣。

在生物進化的問題上,達爾文本人很謹慎。為了避免價值上的誤判,他長期拒絕使用「進化」(evolution)這個詞彙。據說,他還拒絕了馬克思將《資本論》第二卷題獻予他的請求。但是,信徒總是狂熱的,他們用各種方式表達自己對進化論的熱忱。

統計學家試圖用一種不同的方法來捍衛達爾文。特別是為遺傳與變異的內在機制——自然選擇提供數學證明。這一動機最直接的成果,就是高爾頓、皮爾遜和費希爾等人創立了生物統計學派。

這幫人的思路是,將不可觀測的生命現象,例如某個物種長時段的遺傳變異,轉換成這個物種在不同環境下特定「表型」(Phenotype)或「性狀」(traits)的測量。然後,計算這些參數的概率分佈,繼而推斷出自然選擇與遺傳變異之間的相關度。

這一思路在韋爾登(Rerhael Weldon)那裡形象化了。這位統計學家從河道的淤泥中抓了數百隻螃蟹,一半封在裝有淤泥水的廣口瓶裡,另一半封在裝著乾淨河水的瓶子中。隔段時間他打開瓶子,測量兩組螃蟹的存活數,以及蟹殼的大小,來計算它們的概率分佈。

由於韋爾登死於一場滑雪事故,皮爾遜接替了他的工作。在後來的報告中皮爾遜表示,這個統計實驗足以證明,在含有淤泥的水中,大螃蟹比小螃蟹更容易存活。並且,經過許多代後,選擇的累積效應將對群體產生持續的影響。

總體而言,舊有的統計學是一門描述性的學問,生物統計學的思路改變了它,使之變得敢於預測和推斷了。不僅如此,生物統計學也給現代科學的諸多領域帶來革命性的啟示。按照它的理念,各個領域都可以用概率統計的方法,來考察那些不可觀測的事物。比如藥物治療的長期存活率、通脹情況下的經濟走勢,以及大量粒子的運動軌跡等等。

但是另一方面,生物統計學也將計算的狂熱推到了極致,造成的傷害迄今可見。他們的本意是見微知著,結果卻往往是以偏概全。譬如當時就有生物學家質疑統計學家,憑什麼就認定蟹殼的大小就一定跟死亡率相關。韋爾登辯解說,小螃蟹活不過大的,那是因為它們的鰓太小,很容易被淤泥堵塞。很顯然,這個辯解在生物學家那裡未必站得住腳。

那些容易辨識的表型或性狀,不過是方便測量和計算的參數,卻被他們認定為原因。可見,喜歡偶然的統計學家骨子裡也擋不住因果律的誘惑。他們沒有察覺,當未經檢驗的觀念成為計算的前提,自己正在滑向倒果為因的泥淖。

倒因為果的危險還來自當時的意識形態。具體而言,就是哲學家史賓塞(Herbert Spencer)鼓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這種將進化論曲解成「適者生存」的進步哲學,迷惑的絕不只是那些相信成王敗寇的普通民眾。事實上,統計學家不但相信,而且強化了這種錯誤的進步觀。今天看來,這種錯誤遠遠超出了知識的範圍,毒害了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

正是在這樣的觀念背景下,生物統計學的創始人高爾頓提出,文明社會限制了自然選擇的作用。言下之意,這將使得品質不良者不會完全遭受社會的淘汰。他呼籲國家積極地行動起來,控制劣質人口的大量繁衍,提高優質人口的數量,用人工選擇的手段避免整個族群的墮落。

1883年,高爾頓發明了「優生學」這個概念。1904年,他創建了優生學國家實驗室。不久,他又創立了優生學教育協會,出版了雜誌《優生學評論》。皮爾遜、韋爾登和費希爾都為優生學貢獻了生物統計學的新知識新方法。在他們的推動下,德國很早就開始普遍施行對「不適者」的生育限制。1906年,美國優生學委員會成立。1910年,美國還建立了優生學統計局。到1912年,首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召開。短短二三十年,在生物統計學的幫助下,優生學使人們普遍相信,對遺傳變異的控制,是管理人類種族繁衍興衰的科學方法。這種觀念最醜陋的產物就是納粹的「純化」雅利安人的計畫,以及最終的種族大屠殺。

社會學家鮑曼(Zygmunt Bauman)指出,優生學與大屠殺一脈相承,本質上都是國家對社會的管理與控制,即系統地利用應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將自然法則運用於人類的一種嘗試。這是對優生學最嚴厲的指責。那麼,作為優生學的基礎,統計學應該接受怎樣的審視呢?

至少有一個事實是清楚的:如果說17世紀的統計學是政治算術,那麼這一次是統計學自己放棄了權利。

*作者為獨立作家,書評人。(原文刊載於騰訊大家網,責任編輯:代金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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