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眾星火看見彼此,每一朵火焰便更為明亮 ——揚.布魯爾的《漢娜鄂蘭傳》導讀(中)

2018年07月22日 05:10 風傳媒
漢娜鄂蘭。(取自佳映娛樂)

漢娜鄂蘭。(取自佳映娛樂)

三、鄂蘭的獨立性,及其內在與外在條件

也許,一本成功的傳記應該給人一個作者不在場的閱讀經驗,如同電影導演不會現身於鏡頭裡面。但這說法並不適用於本書。因為,作者有一套清楚的「傳記哲學」,詳細闡釋於前文提及的《面對傳記的制約》,書中內容不僅來自於她對於親身書寫經驗的反思,也承襲自雅斯培的哲學理念與實踐。該書收錄了〈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一文,而上節的最後一句引言,也出自其導論。另一方面,做為一篇導讀的本文,扼要說明揚布魯爾關於鄂蘭的性格分析或許也不為過;更何況,唯有如此才能解釋,她怎麼將鄂蘭的思想轉化為一組精神分析概念。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本書二版序言再次提及雅斯培對於性格的看重,以及他如何藉此讓鄂蘭一改原先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當中,嚴格將馬克思(Karl Marx)與列寧(Vladimir Lenin)和史達林(Joseph Stalin)切割,並且高舉前者為正義追求者的書寫立場。對此,雅斯培在一九五一年寫給鄂蘭的信中直指:馬克思的革命熱誠根本不是出自於對公義的追求,而是來自人性的幽暗面,不僅人格特質欠缺包容,與列寧一脈相承,根本就是一位「仇恨化身的假先知」,或充其量不過是一個「被命運驅使的人,就像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他的重要性不在他的思想,而在於乘載這些思想的人格。」

不意外地,〈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前言指出,該文關注「做為思想載體的性格」(character as the carrier of ideas)。作者比古希臘哲人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還往前走了一步:她不但認為性格即命運,更主張性格造就了鄂蘭在思想上的獨立性。

事實上,致力於延續雅斯培與鄂蘭對於性格之看重的揚布魯爾,曾於一九九一年出版過一本性格學專書《創作型性格》(Creative Characters),將創作者性格分為「自戀型」(narcissistic)、「迷戀型」(obsessional)以及「歇斯底里型」(hysterical)三種。根據她的理解,迷戀型性格的創作者習慣從單一的獨特視角來看待世界。例如,凡事從性別角度思考的安娜.佛洛伊德,以及神祕主義色彩濃厚的獨特思想家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 1909-43),其思緒似乎永遠離不開那一位從世界退隱的上帝。歇斯底里型的創作者則以雙重甚至多重人格為特徵,永遠受困於內在的互相拉扯,英國詩人葉慈(William Yeats, 1865-1939)和劇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是為代表。至於自戀型創作性格,佛洛伊德則是一位典型人物。

揚布魯爾對鄂蘭的「獨立性」之理解,首先在於後者不過度鑲嵌於特定的社會關係網絡當中,加上她政治光譜上的不左不右,因此,既不能以特定的意識形態來理解她,也無法從其隸屬的族群或文化來斷定其立場。換言之,她總能秉持超然立場,不帶偏見地試著從多重角度來思考事情,而非採取單一的角度、固定的有色眼鏡,來看待政治事件。另一方面,鄂蘭懂得向另一個獨立心靈學習。這當然也意味著她本人能洞察他人的心思,能理解其觀點與意見。再者,她也總能以對人的基本信任來與人互動,包括相信對方具備理性對話的能力,且人格上值得以禮相待。

更抽象一點地說,鄂蘭的獨立性體現了「理性溝通」的理想。其首要特徵是開誠布公地與人交談,且在盡可能清楚表述己見的同時,願意靜心傾聽,並不厭其煩地再三確認這過程是否存在著自己因偏見而產生的誤會——當然,必要時也不斷釐清對方的偏見與誤會。另一方面,一個真正願意溝通的人,既不會無限上綱自己的信念,也不會當特定意識型態的鐵桿支持者。反之,不願溝通的人,其實是假定了自己想法乃絕對正確,無需再與人確認者;遇見意見不同的人,他們會據此斷定對方若非冥頑不靈,就是無知到不可能理解的程度,所以連溝通與對話都可以省略,或直接訴諸武力。

善於溝通的人等同樂於自我揭露,讓他人明白自己的想法,同時也享受與人言語交鋒之過程者。當然,也唯有精力充沛,自信充足,甚至具有某程度表演欲者才擅長此道。本傳記中的鄂蘭正是如此。她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深具公領域之中吸引他人目光的魅力。關於生命力,揚布魯爾強調,雖然這是一種天生特質,但也要熱愛生命才能展現。而這種熱愛包括了對萬物變遷的洞察能力,亦即一種敏銳的現實感,不僅能感受自然與人為事物(文化)的細節,也能從中獲得喜悅。

這種喜悅的外顯特徵,將是正面積極的生命態度,並能散發一種出於自重自愛、但絕不自怨自艾的魅力,或以精神分析的術語來說,也就是一種「自戀」。尤須指出的是,「自戀」乃中性詞,可以健康或病態的方式展現。作者強調,鄂蘭體現的是一種樂於與人交談、與人同在、與人交往的健康型自戀。在適當的條件底下,她對世界細節的敏銳將轉化為一種好奇,而充沛的生命力則成為一種強烈的求知慾。

另一方面,雅斯培則提供了必要的外在條件。根據作者的分析,幼年喪父經驗的確增添了鄂蘭恃才傲物、言語浮誇之傾向,但並非留下情感缺口等待填補。她渴望的是理解以及平等關係中的坦白,包括適時的逆耳忠言。這位老師正是鄂蘭夸夸而談時,能挫其銳氣並拉回現實的一位良友。當然,也因為她能接受雅斯培對馬克思的評價,才能在耶路撒冷大審當中意識到了人稱「納粹劊子手」的納粹高官艾希曼(Adolf Eichmann, 1906-62)之人格缺陷,亦即缺乏思考。道德淪喪的飄搖年代,獨立性格乃人們唯一的依靠。如果作者無誤,鄂蘭這洞見是源自雅斯培的提醒。

漢娜鄂蘭與第一任丈夫君特・斯坦 。(取自Centro de Estudos Hannah Arendt)
漢娜鄂蘭與第一任丈夫君特・斯坦 。(取自Centro de Estudos Hannah Arendt)

四、入世,才能培養獨立的人格與思想

以上,是揚布魯爾採取精神分析方式,對鄂蘭的獨立性之闡釋。然而進一步閱讀〈漢娜鄂蘭堪做楷模的獨立性〉將發現,不僅「愛世界」概念的內涵層次逐漸在敘述當中舒展開來,另一個更具野心的書寫意圖也隨之浮現:替鄂蘭《心智生命》(The Life of the Mind)一書關於「判斷」的未完成部分,提出一種理解的指向。換言之,本書作者不僅將精神分析應用於鄂蘭之上,也試圖從鄂蘭的思想當中提煉出一套精神分析概念。

下面進一步解釋。首先,作者以鄂蘭做為健康自戀的楷模,是因為後者從底下三個面向揭露她「對世界的愛」:(一)對自然界與人文領域真正的好奇,以及探索與知識累積過程中的恆心與毅力;(二)即使遭遇(感情的)背叛也不因此憤世嫉俗,不再信任人性;(三)不斷試圖與人溝通當中所體現的,那種對於異己、以及面對思想與行動上各種可能性的開放態度。關於人與生俱來的生命力,揮霍來追求「理想的自我」(ego ideal)或許是最好的珍惜方式。看在作者的眼裡,這剛好是一個自戀者分別在哲學、社會以及政治層次上的健康展現。

據此,揚布魯爾進而主張:具有真正獨立性的人,絕不排斥政治——即使其性格並不適合當政治人物,正如鄂蘭本人。此處所謂的「政治」,遠超過人們對於「權謀鬥爭」或「壓迫與服從」的想像,也不必然涉及「管理眾人之事」那種菁英由上而下觀看的視角。相反地,那是一種歷史上可回溯至古希臘城邦的政治實踐,亦即,平等與自由的公民,藉由討論與爭辯來決定共同生活規範亦即未來的群體生活;歷經羅馬共和的轉化之後,則增添了一個「法治」(rule of law)原則——據此國家不但必須依法治國,且統治基礎和法律權威乃來自人民的授權。作者強調,這才是鄂蘭心所嚮往的政治,也是培養多數公民具備獨立人格與心智的條件。當然,即使條件闕如,但獨立性並非不可能,只是個人必須付出相當高的(政治)代價。

相對於願意張開心靈與雙手擁抱世界,且致力於追求「自我的理想形象」(ego ideal)的這種健康類型,自戀者也能不願意將生命揮霍於人們共享的世界當中,既不思起新創造,更別說替人文領域開疆闢土。反之,一個人可能只關心自己個人的享受,從不顧及他人的感受,甚至當別人根本不存在。這是與世界疏離的一種方式。納粹時代便有許多這種人存在。他們可能熱愛古典音樂,一邊播放貝多芬的交響樂,一邊將猶太人運送到集中營。他們也可能白天聽從命令處死無辜的人,晚上回家去當慈祥的父親或爺爺。當然,並不是說所有這樣的人都不可能對人文世界做出任何貢獻,畢竟,歷史上不乏這類的天才藝術家。更精確地說,他們並非是活在世界上而不會有「家」的感覺,只是不會以「世界」為家。

基於對鄂蘭「世界異化」(world alienation)概念的如此理解,揚布魯爾進一步以精神分析語彙提出了三種分類。第一種是肇因於疾病、其貌不揚或某種「創傷」(trauma)經驗,才從世界撤退回到自己的內在,策略性地忽略身體的殘缺或醜陋,甚至以理論來築起自己與外在的一道城牆。這樣的理論或能稱得上一種哲學,但,其內容必然充滿對世界的敵視、厭惡或漠視,本質上不過是一種逃避,更成就不了一個獨立的心靈。事實上,這種自戀者的目光和心思意念,全被綁在「自己」的苦難之上,而非廣大的世界;終日若非讚美內在的城堡,就是專心欣賞那一道把自己和世界分隔的城牆。

第二種世界異化者也同樣把目光專注在一件事情之上:世界的醜陋面。他們看不到美的一面,只能感受到世界的不公不義,因此終日憤恨不平。這種人的特徵是反叛。當他們高舉社會正義的旗幟呼喊改革時,不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公義,而是奪權;真正在意的是自己,不是別人的苦難。症狀嚴重者最後將會為了反叛而反叛,從不與人和好,也不願與世界和解。當然,被自己和世界之醜陋所占滿的心靈,也不可能具有獨立性。

另一種發病者則總是認為世界虧欠了他們。過度的自我膨脹是其病因;以揚布魯爾借自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的話來說,則是把自己「膨脹到跟宇宙一樣大」。嚴格說,他們不是不愛世界,只是所愛的自己遠大過於整個世界。這一種病患欠缺生命力。飯來張口,茶來伸手,不來則咒罵這個比他還小的世界。當然,也就不可能具備必須投入時間才能累積的智性魅力。獨立性的兩個必要條件,也就闕如。

一言以蔽之:唯有入世,才能培養一個人的獨立人格與思想!內心受過創傷,過度迷戀於世界的醜陋,或本身欠缺生命力的人,具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不願意與人溝通。他們或因故自卑,或天生自大,也可能自卑而自大,但成為一個自戀者之後,即再也不願或無能走出自己的內在城堡,來觀看外面的大千世界,更缺乏從反面來觀看自己的勇氣,因此終身受困於偏見,更加與世隔絕。

看在揚布魯爾眼裡,病態的自戀不僅失去了「世界」,也無能「思考」,也就是不具備「與人對話」的能力,無論那個人是自己或他人;當然,也連帶地失去了「判斷」的能力,因為那必須以認識現實做為前提,而這意味著與世界的連結。鄂蘭個人的生命故事,於是在作者的筆下昇華成一個關於人格與思想獨立性的理念型(ideal-type),「世界異化」也轉為一個自戀心理的類型學。

《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書封。(商周出版提供)
《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書封。(商周出版提供)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本文為《愛這個世界:漢娜鄂蘭傳》導讀,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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