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沙龍》慘酷文革在中國教科書卻一頁不到 導演徐星: 要把「16開4分之1後的真實」帶給世人

2018年07月21日 22:45 風傳媒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今(21)日以「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為題,邀請徐星來台分享他如何用鏡頭,拍出跳脫國家記憶框架的文革記憶。(陳明仁攝)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今(21)日以「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為題,邀請徐星來台分享他如何用鏡頭,拍出跳脫國家記憶框架的文革記憶。(陳明仁攝)

1966到1976年為期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迄今在中國的教科書上,只有一頁不到的紀錄?中國作家、導演徐星,以《我的文革編年史》、《罪行摘要》等紀錄片紀錄「文革過來人」的回憶,對於這段中國當局輕描淡寫帶過的歷史,在文革間度過青春歲月的徐星直言,這讓他產生了要把「16開4分之1後的真實」帶給世人的衝動。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舉辦的思沙龍,今(21)日以「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為題,邀請徐星來台分享他如何用鏡頭,拍出跳脫國家記憶框架的文革記憶,由《風傳媒》總主筆夏珍擔任主持人,並於會中放映《我的文革編年史》。

夏珍首先針對個人與國家的歷史指出,中國很特別,是特別講究歷史的國家,在中華文明裡,經史子集是很大的,但都是官修史,個人要留下歷史的代價非常高。

談起開始「上山下鄉」運動的1968年,夏珍解釋,1968那一年,美國人發射阿波羅號到外太空,太空人在上面朗誦《聖經》創世紀,而當時中國正在搞文革,同時間的台灣,蔣介石為了反共,成立了中華文化復興總會,到現在名稱幾經更迭仍持續存在,這也是文總都由總統出任會長的原因,此外最重要的,1968年的中國青年是失學的一代 ,台灣卻在當時施行九年國民義務教育,這個對比很強烈。

20180721-【思沙龍】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講者:徐星(作家、導演)。(陳明仁攝)
20180721-【思沙龍】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講者:徐星(作家、導演)。(陳明仁攝)

徐星:中國的國家記憶都在騙人

對此徐星表示,他覺得中國的國家記憶都是在騙人,「都是國家宣傳,在講宏大的計畫,什麼建設、什麼經濟的」,而個人生活,就會淹沒在這樣宏大的記憶裡面。

談到《我的文革編年史》,徐星指出,當時他試圖找到國家記憶,卻發現文革這些對人性、對中華文化的迫害跟摧殘,從來沒有官方記憶,16開大小的高中課本裡面,紀載的版面還不足4分之1,內容也只是簡單談了幾句「中國停滯10年」。

徐星解釋,一個人青春期的記憶是特別銳利、敏感的,這讓他產生衝動,「要把我見到的真實情況告訴大家,告訴大家16開4分之1後的真實狀況。」

徐星進一步談到,個人記憶的難以表達,可能在西方國家也有這樣的狀況 ,只是程度不一樣,因為以前沒有技術,國家壟斷了報紙、媒體、電影等技術,過去電影要有工廠規模才能製作,在沒有技術手段提供表達的情況下人們只能屈服,但現在的攝影技術,則提供了每個人表達真實的可能。

對於從創作方式文字轉變到影像,徐星說,是因為他發現有些要表達的東西用小說來做特別慢,要寫、要出版,還要被審查、把敏感字去掉,但他強調,其實自己仍舊是在寫小說,只是用鏡頭來寫。

20180721-【思沙龍】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講者:徐星(作家、導演),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陳明仁攝)
在文革年代,徐星只因寫了一封情書給自己心儀的學姐,卻從此改變了他的一生。(陳明仁攝)

中共官方歷史地主都是大惡人  徐星見證節儉的地主後人

然而,鏡頭、文字之間仍有不同,徐星回憶,有次去浙江拍一個地主的兒子,已經70多歲了,人民公社當年請他去牆上畫毛主席的像,畫了以後第3天人就被抓走,因為他畫的是黑白畫,罪名是「把偉大毛主席的紅態黑害了」,一關就是10年。

徐星說,去找這位老先生時,儘管過去是地主之家,但他們家特別節儉,他爸爸也衣衫不整到處走來走去,穿的還比家中的長工差,他說這就是個人記憶跟國家記憶的衝突,「共產黨的國家記憶裡地主都是大惡人,頭上都帶著翡翠的。」

徐星接著說,在跟地主一家吃完飯後,他把鏡頭收起來了,此時桌上還有大家剩下的空酒瓶、菸蒂,地主雖然是個不菸不酒的人,卻突然把每個空酒瓶拿來往嘴裡倒、菸頭剩長一點,則拿來惋惜地看著,讓徐星直嘆:「可惜這我沒拍下來,不然就能跟他說他老爸多節儉呼應。」

徐星:記憶是用來讓我們識別有人跟我們胡說八道

談到這些年來拍攝農民記憶的感想,徐星指出,許多人的罪名都很匪夷所思,比方說有幾個年輕人在玩氣槍,就被以「用氣槍污辱偉大毛主席像」的罪名關了起來,這也是國家記憶不會紀載的。

對於記憶,徐星表示,「記憶是用來讓我們識別有人跟我們胡說八道」,而他至今也繼續在找民間記憶,尤其是像曾是小地主、匪兵、國民黨等身分人,接下來的作品,會叫做《抄家》,講的是抄人家跟家被抄的人,「他們講的是歷史,但這種歷史怎麼呈現、會不會成為主流史料留給後人,我不知道,但至少跟我們的國家記憶是有巨大衝突、巨大反差的。」

夏珍問起,徐星為何至今仍能堅持這條不賺錢的艱苦路?對此徐星回答,每個人對生活的堅持度不一樣,他也有很艱苦的時候,但他認為,現在自己特別幸福,有些朋友比較富有,但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徐星認為,有事可以做,只要能吃飽飯,就覺得生活品質特別高 。

20180721-【思沙龍】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講者:徐星(作家、導演),主持:夏珍(《風傳媒》總主筆)。(陳明仁攝)
20180721-【思沙龍】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講者:徐星(作家、導演),主持:夏珍(《風傳媒》總主筆)。(陳明仁攝)

 

徐星也笑稱,他就是所謂「社會閒散人員」,沒想過買房子,就住父母留下的地方,比較麻煩只是不能生病,但像在拍《罪行摘要》時,一個人扛著30公斤器材在陰雨連綿的浙江跑來跑去,讓他覺得自己身體特別好 ,「的確艱苦,但過程裡我非常享受,做一個藝術家來說,作品被承認,是非常大的褒揚。」

座談中有聽眾提問,文革時所有人都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這樣的身分混淆,是否是正視文革歷史最大的難題?對此徐星指出,毛澤東當時是有在做這個的(混淆身分),像他有個朋友的姑姑跟叔叔,把自己母親打死了,因為他們是資本家,要表示自己對共產黨的忠誠才這麼做。徐星認為,這是個特別野蠻、反文明的政治技巧,在文革時被廣泛地拿來使用。

「文革該有全民族懺悔 但現在遠遠做不到」

他也談到,這確確實實產生了問題,文革確實該有全民族的懺悔,但現在遠遠做不到,「我覺得他們可能想,只要能維持不亂,等這些人死了就沒事了。」

中國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于鴻君日前曾建議,應啟動新時期的上山下鄉運動,以解決大學生就業問題。聽眾詢問對此的看法,徐星表示,他不知道于當時的語境,「但其實我是贊同的」,因為現在講的上山下鄉,跟文革當年是不一樣的。

20180721-【思沙龍】個人記憶對國家記憶的抵抗,講者:徐星(作家、導演),紀錄片-【我的文革編年史】。(陳明仁攝)
文革後期,徐星被下放到中國陝北農村,卻也讓他親眼見證了農民的辛苦。(陳明仁攝)

徐星表示,如果可以讓現在的小孩離開手機、iPad去下鄉就太好了,他認為,若能真讓他們下鄉、知道農民是什麼樣,或許對中國的未來是好事,而事實上,他也常鼓勵朋友讓小孩到農村去生活,不過重點是,若此建議未來形成政策,「一定要是自願的。」

而對於文革是否可能再來?徐星談起在《我的革命編年史》中訪問過一位農民這個問題,對方回答,「再來一次,肯定比文革更厲害」,論起這句話的弦外之音,徐星說,那位坐在列車裡、滿身都是汗的農民,眼中都是恨意,說這句話的潛台詞就是:「再來一次,該我殺你們了。」他認為,以這種形式再來的話不會了,但如果發生動亂,群眾運動還會再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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