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豪人專欄:我的敵人在哪裡?

2018年12月15日 06:20 風傳媒
同志導演陳俊志因心因性休克而離世,作者認為,「們總是與惡霸的奴才誓不兩立,卻不太願意與惡霸誓不兩立。而這就大大地給予惡霸勝出的機會,但我們卻找不到敵人在哪裡」。(資料照,翻攝自陳俊志臉書)

同志導演陳俊志因心因性休克而離世,作者認為,「們總是與惡霸的奴才誓不兩立,卻不太願意與惡霸誓不兩立。而這就大大地給予惡霸勝出的機會,但我們卻找不到敵人在哪裡」。(資料照,翻攝自陳俊志臉書)

我們經常痛恨惡霸的奴才,甚於痛恨惡霸。我們總是與惡霸的奴才誓不兩立,卻不太願意與惡霸誓不兩立。而這就大大地給予惡霸勝出的機會,但我們卻找不到敵人在哪裡。

我不是一個有仇必報的人。事實上,我不但從來沒有「報仇」的經驗,好像也沒有仇人──當然啦,這完全是從我自己的角度而言,因為我仍然可能「被當成仇人」。

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聖人,或者正好相反的,是一個懦夫。只不過在我平庸的生命歷程裡,既未經歷國仇,也未經歷家恨。至於那些無可避免的明虧、暗虧、悶虧、啞巴虧,似乎也不足以讓懶惰的我興起什麼復仇雪恨的大志。

支配者的私敵成了國家的公敵

那麼我有敵人嗎?這個比較難回答。《新約聖經》裡,耶穌常常強調要「愛你的敵人」、「把炭火堆到敵人的頭上」,意思是你要對仇敵好,好到讓仇敵感動,覺得不好意思,最終便自然而然化敵為友。這是無差別的宗教大愛。不過宗教大愛的邏輯,如果一貫到底,在政治上必然會造成「對惡人(暴君)也不可以反擊,因為惡人(暴君)搞不好會悔改,也搞不好是上帝派來試煉你的」、「聖多瑪(Thomas Aquinas)悖論」。所以韋伯(Max Weber)認為,政治不同於宗教,另有一種責任倫理。遇到惡人,大家還是要抵抗。如果不抵抗,結果害得你與你的民族、國家甚至整個世界受到惡人支配,你就要負責,要被譴責。

還有一個變種的敵我論。卡爾.許密特(Carl Schmitt)號稱繼承,實則惡搞了韋伯的觀點,定義「政治與政治行動的原點,就是區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對許密特而言,耶穌主張要原諒、要愛的敵人只不過是「私敵」,跟你我個人有恩怨的私敵。可是政治上的敵人,卻要區分為公敵和私敵。只要政府告訴我他是敵人,他就是公敵。

20181125-高雄同志大遊行。(甘岱民攝)
 圖為高雄同志大遊行。(甘岱民攝)

追隨者總是比黨首更痛恨「公敵」

在這種情形之下,凡政治上的敵人,就是公敵;公敵就是國家的敵人,可是公敵卻是由國家所定義。這就形成了一個套套邏輯。這時候就不得不追問:那麼國家是什麼?許密特會回答你:視國家由誰支配而定。比方說,當國家由黨支配時,黨的敵人就是公敵。當國家由少數階級比如蔣家、鄧家、習家……所支配,那這幾家的私敵也是國家的敵人。當國家由假新聞與真粉絲支配的時候,嘿嘿嘿,以此類推。

很明顯的,許密特把韋伯常識性的抵抗權論,無限上綱到了肆無忌憚的積極公敵論,而且還主張對敵人趕盡殺絕。對許密特所擁戴/代言的納粹而言,德國共產黨、猶太人,以及異性戀以外的所有性傾向者都是敵人。而對於敵人是不必手軟的,打到死為止。不過許密特絕不承認:他或者納粹天生殘暴。他花了許多時間精力,想證明納粹德國是一個法治國,證明他們的殘暴完全合法而理性。這就好像中國在鎮壓圖博、鎮壓維吾爾的時候,對外都說中國政府才是受害者──因為維吾爾族、圖博人(包括達賴喇嘛)都是恐怖主義者。陰道無菌論者的邏輯,也出於此。

中國政府和納粹、許密特們均一致理性地認為,政治上的敵人,道德上不一定要是惡人。恐怖主義者甚至很可能是個好人。猶太人、維吾爾人、圖博人大部分或許是好人,可惜是國家、民族、黨的敵人,因為這些人的存在礙著了咱們國家、民族、黨的利益。我個人可以不用憎恨你,但是我就是要把你鬥到臭,把你打到死,把你鎮壓到底。這種理性可以大幅提升鎮壓敵人的效率。很可惜,追隨者們並不被容許分享如此的工具理性。所以明明只是黨的、甚至只是黨首的敵人,追隨者總是比黨或者黨首更加痛恨這些「公敵」。

我喜歡耶穌,我同意韋伯,我反對許密特、納粹與中國共產黨與類似者。依照上述的定義,我沒有私敵。但我雖然只是個公民,並非政治家,也應該抵抗惡人惡政,並且試圖不要痛恨他們,把他們弄成是自己的私敵。不僅如此,我還必須要經常告誡自己,如果我稍微懶散、分心,很容易就會墮入許密特的陷阱:把政治上的敵人視為惡人,而不是把惡人視為(包括政治面向在內的)必須抵抗的敵人。

痛恨惡霸的奴才卻不願恨惡霸

可是啊可是,相信大家都同意,要迎接耶穌與韋伯,而同時又抵擋許密特的駭入,難度真的超高。除了我們並不具備耶穌的大愛與韋伯的大智之外,也常常因為我們所抵抗的,並不見得全是我們所憎恨的。很多時候,根本是我們所深受誘惑的──反智意味著從學習理性的痛苦中獲得解放;對那些總是正確的社會菁英落井下石,有一種損人不利己、同歸於盡的莫名快感;向流氓惡霸投降,是奴才最擅長的和平心法。而且經驗告訴我們,愈踐踏社會公義,分一杯羹的可能性愈大。就算我們主張、堅持的都是公義,使用仇恨語言,永遠比較痛快。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痛恨惡霸的奴才,甚於痛恨惡霸。我們總是與惡霸的奴才誓不兩立,卻不太願意與惡霸誓不兩立。而這就大大地給予惡霸勝出的機會,但我們卻找不到敵人在哪裡。

謹以本文悼念勇敢的美麗少年陳俊志。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刋《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58期,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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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生於台北。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法學博士,輔仁大學法律系教授。天生自由人,遭際冷硬派。非自願型人權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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