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專文:兩個鐵騎王朝,兩個流氓王朝

2019年02月05日 06:50 風傳媒
作者指出,華夏民族的坎坷,在於思想一再地失傳;滿清皇帝則因沒有文化的緣故,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思想。(資料照,澎湃新聞提供)

作者指出,華夏民族的坎坷,在於思想一再地失傳;滿清皇帝則因沒有文化的緣故,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思想。(資料照,澎湃新聞提供)

宋以後的華夏民族,進入了一個空前黑暗的年代。這個年代相類於西方歷史上的中世紀,並且比中世紀還要黑暗。因為西方的中世紀,雖然文化時空相對沉悶,但人心並沒有受到很大的摧殘。而宋以後整個華夏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創。

這個空前黑暗的年代,大致上有四個王朝構成,兩個鐵騎王朝,兩個流氓王朝。鐵騎的元朝、清朝,流氓的明朝、紅朝。

1、兩個鐵騎王朝

鐵騎王朝的歷史,最早得追溯到炎黃之戰的勝利者,黃帝。這個遊牧部落的首領雖然沒有在歷史上留下其真實姓名,但對後世的影響,卻遠遠超過成吉思汗或者努爾哈赤之類的鐵騎人物。倘若說,華夏民族可以追溯四千年的伏羲文化相當於古印度的吠陀時代,相當於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時代,那麼黃帝扮演的角色有類於古希臘滅了雅典的斯巴達人,滅了西羅馬帝國的日爾曼人,滅了印度佛教的阿拉伯人。黃帝的勝利,是華夏民族歷史上第一次野蠻戰勝文明的悲劇。

跟後來的鐵騎王朝一樣,勝利的黃帝族沒有文化,也不知道如何執政,如何管理。結果,只能盜用被打敗的炎帝族亦即伏羲族的文明成果。由於無知,產生了誤讀。伏羲人早就知道地是圓的,黃帝族誤以為天圓地方。伏羲八卦其實是一個生命與宇宙的方程式,結果被西岐的姬昌推演成一整套天下人間的尊卑等級秩序;從中產生的尊尊親親概念,是華夏民族歷史上最早的意識形態。後來的孔丘為何那麼醉心《周易》,就因為從中看到了他所嚮往的倫理秩序,並且還藉助天地運行作背景。伏羲的先天八卦和姬昌的後天八卦之間的這種差異,直到宋初的陳摶,因其先天八卦圖像才為後世有所知曉。但陳摶完全避開了意識形態。這個神奇的人物或許知道,帝王們治理天下,離不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套。

成吉思汗打天下之際,哪裡知道華夏民族的歷史奧秘。即便是華夏民族的子孫也茫然於自己的歷史究竟是怎麼回事。成吉思汗不懂的奧秘,忽必烈也同樣無知。儘管忽必烈起用漢人做幕僚,但他碰到的大都是宋代遺留下來的儒生,因此只能有樣學樣地「好儒術,喜衣冠,崇禮讓」。要是讓曹操得知忽必烈的這副熊樣,恐怕要笑得前仰後合。更不用說,宋代的儒生,比之漢代還要不如。不說其他,僅以陸秀夫為例。當年炎黃之戰之際,書生刑天非但沒有揹著炎帝兒子自沉自殺,而且獨自一個前往戰場,挑戰黃帝,與黃帝決鬥。書生大戰武夫,這場決鬥的結果可想而知。「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經.海外西經》)。《山海經圖》有伏羲族的痕跡,但《山海經》的文字則是黃帝族後裔所寫;站在黃帝的立場,把刑天寫成一個可笑的拼命三郎。事實上,刑天是比後世漢末黨錮英烈更氣概更悲壯的一介書生。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投入與蠻族首領的絕望之戰。真正叫做驚天地,泣鬼神。華夏民族歷史上的所謂書生意氣,就意氣在這裡。這樣的書生意氣到了漢代,體現於轅固生大戰野豬。雖然喜劇,但意氣猶在。然而到了宋末,卻變成了揹起孩子跳海的寧死不屈。悲是悲了,壯卻不壯。讓人哭笑不得。

日耳曼人入侵西羅馬的時候,跟成吉思汗差不了多少。但這個民族經過以路德宗教改革為標記的文藝復興洗禮之後,突然就變成了古希臘哲學的偉大繼承者。盎格魯撒克遜人早先也是個蠻族,也是經由文藝復興的演變,成了古希臘戲劇的光榮承繼者。就戲劇成就而言,莎士比亞並不遜色於古希臘諸多偉大的戲劇家,無論是悲劇家還是喜劇家。

作者認為,黃帝(右)的勝利,是華夏民族歷史上第一次野蠻戰勝文明的悲劇。(YouTube截圖)
作者認為,黃帝(右)的勝利,是華夏民族歷史上第一次野蠻戰勝文明的悲劇。(YouTube截圖)

忽必烈的蒙古佔領軍沒有這樣的幸運。當年黃帝族打敗炎帝族時所接觸到的是伏羲文化,雖然不知就裡,但還是稀裡糊塗地受益了。但忽必烈面對的卻是一班既沒有什麼文化根柢,又不懂政治、經濟,只知道衣冠禮樂、只懂如何君君臣臣的腐儒。這班儒生可以出主意給王朝取名為大元,但並不知道這大元王朝該如何整治。其中有的略懂點權術、帝王術,但不要說比起劉邦手下的張良,或者後來朱元璋手下的劉伯溫,即便比起成吉思汗手下的大鬍子耶律楚材,都相差一大截,更不用說元末的那個文武通才脫脫。在勸說忽必烈以儒治國的儒生之中,還有個以文名傳世的元好問,幾乎就是金末元初的杜甫版。杜甫寫詩不錯,但治國完全外行。元好問也一樣。而且,其詩作還沒有杜甫那麼精彩。相比之下,耶律楚材畢竟參過禪,懂得不能以馬上治天下,而要有專門治天下之匠。他的以文官課稅,改變了遊牧民族野蠻的掠奪傳統,在讓朝廷收益的同時,也安定了民眾。但即便如此,也根本不足以讓一個遊牧民族完全變成能夠安邦定國的統治者。須知,當年羅馬帝國能夠成就一番大業,是因為得了古希臘文化的傳承。而蒙古人滅掉南宋後得到的,卻是華夏文化的渣末,程朱理學。即便就儒家歷史而言,理學也是末流。孔丘、孟軻,儘管在先秦並非一流,但也能算一家之言。

可能正是因為那班腐儒教不了蒙古人什麼,及至元順帝當政,伯顏才會一反當初忽必烈的親漢,開始排漢非漢化。停辦科舉,禁止漢人習武,禁止漢人戲劇。甚至向皇帝諫言,殺光漢人五大姓。伯顏雖然走了極端,從另一方面看卻很誠實,撕去自忽必烈以降的漢化面具,直截了當地以一個遊牧部落的野蠻真相示人。江山易改,本性難易。一個民族的本性,就像一個人一樣,很難改變。當初周武王姬發打下朝歌之後,也曾像忽必烈那樣向前朝舊臣箕子請教過如何治理天下。於是有了《洪範九疇》的記載。但姬氏家族最終還是按照姬昌生前擬定的政治藍圖,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王國。

不過,馬背上到手的天下,確實不能騎在馬背上治理。元順帝顯然明白其中的道理,拒絕了伯顏建言,轉而重用伯顏的侄子脫脫為相。脫脫有點像隋朝的楊廣,文武雙全,具有建功立業的雄心和能力。只是楊廣是一朝之主,而脫脫只是一朝之相。在相位上立當年皇帝之業,顯然不太容易。脫脫的主持修史,宋、遼、金史,是成功的,其成就不下於楊廣的建立圖書館。但修建水利,以彌補大運河抵達不了元都北京的缺憾卻慘遭失敗。最倒楣的是,正當脫脫準備討伐高郵叛軍時,不知是因為得罪了太子還是遭到同僚妒恨,被朝廷彈劾,流放。此後遭到朝中同僚的暗算,含恨而死。

元朝的開國者是皇帝忽必烈,但元朝的終結卻是以丞相脫脫之死為標記的。脫脫是元帝國的最後一根頂樑柱,此柱一倒,元朝傾覆。整個元朝,最有看點的,無非是各自執掌朝政三十多年的忽必烈和元順帝。期間的歷代元帝都不知道在瞎忙些什麼。蒙古皇室的混亂,絕對不下於漢人的宮室。為爭奪王位帝位廝殺得頭破血流,什麼族都一樣。成吉思汗征戰天下,武功斐然,但在兒子之間的承繼問題上,卻弄得一團糟。後繼者中,忽必烈還算是最出色的。元順帝雖然也有點能力,但就像唐憲宗一樣,力不從心。表面上看似乎是缺乏權謀,手腕不夠,實質上是沒有文化底氣。凱撒的偉大並不在於權謀高深,或者驍勇善戰,而在於是個集古羅馬文化精粹的領袖人物。蒙古人除了成吉思汗之外,如今讓人印象深刻的是摔角。該民族在世界上繞了一大圈之後,最後還是回到了蒙古包。不再四處劫掠的蒙古人,重新淳樸,重新可愛。

作者認為,整個元朝中最有看點的,無非是各自執掌朝政三十多年的忽必烈和元順帝,期間的歷代元帝都不知道在瞎忙些什麼。圖為忽必烈。(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作者認為,整個元朝中最有看點的,無非是各自執掌朝政三十多年的忽必烈和元順帝,期間的歷代元帝都不知道在瞎忙些什麼。圖為忽必烈。(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後來的滿清貴族也一樣,沒有了滿清王朝,一個個變得可愛起來。若僅以王朝而論,滿清王朝的執政能力,遠在蒙元之上。入關的滿人,不復是當年打進汴京劫掠徽宗、欽宗的蠻子,而是有了點頭腦。得了天下之後,一連幾任皇帝都超過忽必烈。諸如順治的永不加賦,康熙的開拓疆土,雍正的火耗歸公,乾隆的附庸風雅,全都像模像樣。

雖然是鐵騎王朝,但滿清的執政水準,為蒙元所不及。有些滿清皇帝的政治頭腦甚至接近楊隋。楊廣建立圖書館,玄燁有《康熙字典》。當年脫脫沒能搞定的治理黃河工程,康熙搞定了。從順治開始的開荒、屯田,鼓勵農耕,頗見成效。稅賦貨幣化,財政平衡高效運轉,銀本位金融相當穩定。經濟繁榮,人口超過四億。歷經白蓮教、太平天國、捻軍、回亂乃至拳匪之類連綿不斷的社會動盪,居然全都對付過去了。倘若沒有外來衝擊,滿清王朝可能還會延續下去。

滿清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答案很簡單:沒有文化的黑暗。滿清跟蒙元一樣,都太馬背了。鐵騎王朝的特徵就在於沒有自己的文化傳統,一旦坐了江山,只能藉助被征服者的文化生存。這跟希伯來民族正好相反。希伯來民族顛沛流離了幾千年,始終不散。因為有自己的文化傳承。但滿清和蒙元,得了天下,最終卻煙消雲散。沒有文化傳統的民族,再驍勇也只是行屍走肉而已。民族有無文化,好比人的有無呼吸。文化,就像呼吸一樣。漢民族一再被鐵騎征服,但始終氣息尚在,因為呼吸沒有中斷。

這種沒有文化的黑暗具體到清兵入關之後的所作所為便是,與江南士子結下血海深仇。陳寅恪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裡曾經強調過,東晉王朝之所以能夠在江東站穩腳跟,就因為王導與江東士族為友,而不為敵。可是這些道理滿人根本不懂,入侵江南的滿清做了些什麼?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東晉王導不敢得罪的士子,滿清一刀又一刀,扎得他們遍體鱗傷。從順治年間開始,有「明史案」,康熙年間有「南山集案」,雍正年間有呂留良案。前前後後,文字獄案竟高達百多起;並且樁樁件件,大都發生在江南。元滅南宋、清滅南明,滅的都只是王朝。但是,金擄徽宗、清造文字獄,侵犯的卻是文化。這是找死的節奏。金所以被滅,清所以無法與時俱進地轉型立憲,都跟肆意踐踏文化有關係。

清末民初的三大革命黨,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全都把矛頭直接指向滿清王朝。興中會要「驅除韃虜」,華興會要「撲滅滿清」,光復會要「光復漢族,還我山河」。這三個會黨,全都在南方。其中以江浙一帶的光復會反清最堅決。儘管滿清王朝事實上已經開始新政,試圖走向立憲,但於事無補。江南士子絕不妥協。徐錫麟與滿清大員恩銘有朋友之誼,照樣槍擊赴義。秋瑾更是與清廷誓不兩立,成為清季的女版李膺。一介書生蔡元培為反清廷製作炸彈,大學者章太炎憑藉手中一支筆成為清廷的死敵。從這些人物的大義凜然之中,照見出的是當年刑天的身影。當年的黃帝殺了刑天,遭到的報應是始終弄不懂伏羲文化的奧義。滿清對江南士子所造的種種罪孽,遭到的報應是與華夏文化就此絕緣。蒙古人好歹還留下一個蒙古包,滿清王朝覆滅之後,煙消雲散,滿人全部漢化,消失在漢族的人群裡。

滿清之於江南士子的深重罪孽,觸犯了看不見、摸不著的文化之天威。這種天威是無形的,彷彿冥冥之中的命運一般。相似的情形發生在臺灣,便是二二八。國民黨退守臺灣之際,將臺灣的士紳精英幾乎趕盡殺絕。要不是蔣經國極其明智地將政權交到臺灣人手裡,國民黨的下場會很難看。大凡身上背有文化人血案的王朝,其結局大都難以善終。秦王朝的短命,庶幾可說是焚書坑儒的報應。大陸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案,也會讓鄧小平的黨天下付出代價的。國民黨跨不過去的歷史之坎是二二八,中共跨不過去的那個坎就是八九六四。

文化不可隨便侵犯,士子學人絕不能被肆意屠殺。此乃天條,誰觸犯,誰付代價。滿清在文化上的黑暗就黑暗在不懂這個道理。濫殺士子。康熙以為編個字典,乾隆以為編個全書,就把文化給佔有了。笑話。李唐王朝那麼虔誠地信佛禮佛,都不敢自認有文化。事實上也是。真正的文化命脈,其實是在一個砍柴的小和尚手裡。在不識字的禪宗六祖面前,任何一個李唐皇帝都無以企及其文化之標高。同樣道理,當康熙煞有介事地編字典、集圖書、做曆法、繪地圖的時候,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華夏文化的精粹承傳,竟然在他奶媽的孫子曹雪芹手裡。乾隆在名貴書畫上任意題字蓋戳,還跟弄臣般的紀曉嵐打情罵俏,以為這樣就很有文化了。殊不知,以乾隆這點水準,給宋徽宗提鞋都不配。

文化與權力,完全是兩個頻道的存在。紀曉嵐在皇宮裡拍馬溜鬚,賣弄小聰明;袁枚辭官歸鄉,留下《隨園詩話》連同一世清名。而有清一朝,真正的文化巨人卻默默無聞地在一個不知什麼隱居之地,寫出了足以與莎士比亞戲劇並駕齊驅的長篇小說,《紅樓夢》。此作是唐詩宋詞的結晶,又是元曲明清小說的巔峰。上起《山海經》神話的蒼茫雄渾,下至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歷史洞見。

作者認為,王國維的生命,每一步都踏在走向自沉的路途上,正如賈寶玉的全部人生歷程,可歸結為「由色而空」的一步步撒手濁世。(YouTube截圖)
作者認為《紅樓夢》是唐詩宋詞的結晶,更是元曲明清小說的巔峰。(資料照,YouTube截圖)

當世人被日新月異的現代文明成就驚得一愣一愣之時,鮮有人會想到,這其實是文化的璀璨。一部人類文明史其實就是文化的綻放史。在文化和文明之間的一個重要轉換便是,思想。日本的明治天皇能夠完成從幕府到維新的歷史轉折,因為民間有思想的自由,所以出了諸如福澤諭吉那樣的思想家。滿清的所作所為剛好相反,以文字獄虐殺江南士子,禁錮思想自由。華夏民族歷史上並不是沒有過文藝復興,而是文藝復興所蘊藏的文化能量,沒能通過思想,轉化成文明創造的驅動力。

放眼人類的歷史,大都是先有神話,然後藝術,宗教,然後思想,最後形成各民族自己的文明。諸如青銅器文明,農耕文明,鐵器文明,蒸汽機文明,電子文明,智慧文明,等等文明。如果說,義大利的但丁、達文西代表著的是文化,那麼馬基雅維利貢獻的是思想。英國的莎士比亞是文化,洛克、休謨是思想。法國的莫里哀、拉伯雷是文化,笛卡爾、孟德斯鳩是思想。關關雎鳩是文化,小國寡民、無為而治,是思想。

華夏民族文化承傳始終不曾中斷過,連皇帝都成為文化的創造者,諸如李後主的詞作,宋徽宗的書畫。乾隆只能算作很低級的玩票,不在此列。這個民族缺失的是思想。這並非說,華夏民族沒有思想。先秦諸子時代可謂思想家迭出。福澤諭吉的名言:「一個國家所以能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早在二千多年前就由楊朱以「貴己」二字,表達得清清楚楚。對比楊朱的貴己說,福澤諭吉將個人的獨立與國家的獨立聯繫到一起,已然降了一格。因為個人的獨立,與國家的命運,無關。因為無關,才顯珍貴。當年的孟軻可能是察覺到貴己的這種深刻和尖銳,才對楊朱深惡痛絕,以禽獸辱罵之。但福澤諭吉顯然沒有察覺出其中的奧妙,所以把個人與國家混為一談。這其實也折射出福澤諭吉早年接受的儒家影響,因此忽視了個人的價值在國家之上的存本質。福澤諭吉這種將個人獨立和國家獨立連作一體的表述方式,英國思想家洛克肯定不會同意。因為這種說法隱含著走向國家主義的危險。事實上,福澤諭吉還真的有國家主義的傾向。但不管怎麼說,福澤諭吉的思想給當時的明治維新,確實提供了巨大的驅動力。

中國晚近歷史的悲劇是,入關的滿人沒有思想。滿清皇帝又因為沒有文化的緣故,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做思想。華夏民族的坎坷在於,思想一再地失傳。僅以政治思想而言,箕子所說的《洪範九疇》應該就是伏羲時代的政治綱要,其要義因為被後世腐儒胡亂曲解成堯舜式的聖治,沒有人深究其堂奧,故而被儒家塵埃所遮蔽。老子《道德經》裡的政治思想,應該也是伏羲時代的精要遺澤,其中的無為而治,僅在漢代的文、景之治被略微體味過。後人根本不知道老子講些什麼,甚至還有人以為小國寡民是老子的烏托邦理想,而不是歷史上曾經有過像諸侯聯盟那樣的國家形式。春秋初始的管仲政治思想,不知怎麼的又失傳了。後世所見,不過是漢代的重新編纂版本。被史家稱之為有管、樂之才的曹操,表達其政治抱負時,卻借用了與管仲、樂毅根本不相干的周公吐哺。秦漢以降,華夏民族有關政治思想種種闡說,成為儒家的專利。班固編造天人三策,劉秀誤信以儒治國。李唐時代,因為皇帝大都信佛,儒生除了韓愈諫迎佛骨之外,無多話語。初唐時,李世民御命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不過作些注疏而已。及至趙宋一朝,儒家學說才氾濫成災。倫理層面有程朱理學,政治操作層面有司馬光、富弼等等一大批儒臣。再加上皇帝不再信佛,轉向崇衷。孔丘不過想恢復周禮,孟軻不過小農的烏托邦理想,宋儒竟然牛皮哄哄到了「為萬世開太平」。後來的毛澤東也只是狂言要「解放全人類」而已。從思想上說,儒家演化到宋代,已成僵屍。

*作者為中國旅美作家。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歷史輪迴中的百年中國》(允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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