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專文: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而謂有大師

2019年02月08日 05:50 風傳媒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  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圖為北京清大校園景觀。(取自北京清華大學官網)

「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 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圖為北京清大校園景觀。(取自北京清華大學官網)

我希望清華今後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墜落。我所謂特殊地位,並不

是說清華要享受什麼特殊的權利。我的意思是要清華在學術的研究上,應該

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華在學術研究方面應向高深專精的方面去做。辦學

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清華的

經濟和環境,很可以實現這兩種目的,所以我們要向這方面努力。有人往往

拿量的發展,來估定教育費的經濟與否,這是很有商量的餘地的。因為學術

的造詣,是不能以數量計較的。我們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須有兩個

必備的條件:其一是設備,其二是教授。設備這一層,比較容易辦到,我們

只要有錢,而且肯把錢用在這方面,就不難辦到。可是教授就難了。一個大

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

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

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梅貽琦,1931年。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南京教育部函請行政院同意。十月十四日任命。十二月三日,梅貽琦正式到清華校園就職並作了著名的「大學與大師」演講。有道是三年不飛,一飛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梅貽琦在海外悄然無聲地蟄伏、隱忍了三年之後,終於迎來了展翅騰飛,一鳴驚人的歷史契機。

「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1931年梅貽琦奉命重返清華園,面臨的正是一個校長僅處於維持地位,以及完全沒有校長的情形之下,通過教授們共同努力發展起來的、一個新形領導體制的局面。擺在新科校長梅貽琦面前的有兩個選擇:一是祭出政府法令和最高領袖蔣介石欽定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行施政府明令授予的「校長治校」大權,依法強勢組閣與處置校務;一是尊重清華傳統和師生意願,把「教授治校」精神發揚光大。最終,梅貽琦選擇了後者,並協助把它鞏固下去——儘管這個選擇明顯地削弱了他個人獨斷專行的權利。

對於這一抉擇的心理活動,梅貽琦沒有留下隻言片語,外人不得而知。但大體而言,與梅氏的性格、德智以及對世局的權衡分不開,或如陳岱孫之推理:「有些可能的原因是明顯的:在出國任留學生監督之前,梅一直是清華的教授,從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說,他和廣大教師們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風民主,學校大事率多徵詢教師意見,這也和他的謙虛平和的性格有關。他似和政治無緣,在他就任校長後頭幾年,連一個掛名的國民黨員也不是。在南京他也沒有政治資本,沒有人事淵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師們一起才能發揮他的作用。在清華教師中,許多人是他過去的學生或後輩,他們對於他是尊敬的,他也相信廣大教師是有辦好清華的共同事業心的。同時他也知道力圖控制高教陣地是CC集團既定的派系策略。吳南軒的拙劣表演雖告失敗,但他們是不會就此罷手的,一有機會,還會捲土重來。保留清華這一塊『淨土』,這是他和全體教師的共同願望。一個以教育學術民主自由為號召的校內管理體制,在抵抗和緩和外部政治派系勢力的侵入和控制上也許能起到作用。」

陳氏的分析不見得是梅貽琦所想的全部,但有一部分當是可信的。梅對這一體制具體扶植的措施,是拋開南京政府教育部制定的校長總攬人事大權的《國立清華大學規程》,重新按一九二六年曹雲祥掌校、梅氏本人被選為教務長時代,由清華教授會制定的《組織大綱》行事,即:評議會為最高權力機關,教授會擔任制衡角色,校長為「王帽」,三者相互制衡監督。

在這之前和之後的梅貽琦,一直把自己當作京戲中王冠整齊、儀仗森嚴、端坐正中,其實並沒多少戲份和唱段的「王帽」看待,這是自謙,但也說明了他看待自己身分的態度和治校理念。梅掌校後,不但採取「教授治校」的方針,且再次重申:校務依循民主制度運作,開會時必須要有提案,然後才能進行討論與表決。凡與會者均有提案權與自由發言權,經過多數贊成之後,才能作為會議的議決案。這樣的議決案才算是代表多數的意見,少數人自然就無計可施。——這一連串的民主方略,作為不可撼動的制度在清華重新實施後,已離開清華的郭廷以聞訊,認為:「教育部為了安定起見,調他[梅]回來,他是清華學生逼走的,結果回來當校長,但此後評議會管事,校長等於是林(森)主席,不管事。」意即梅貽琦只是教授會和評議會的傀儡,或一個懸絲木偶而已。

清華大學時任校長梅貽琦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清華大學時任校長梅貽琦名言:「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郭廷以後來到了臺灣,創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並自兼所長,儘管胡適說他從來沒聽說過郭廷以,也不知道郭廷以是誰。但後來其「事功」頗受本所研究員吹捧抬舉,似有成仙變聖之感。不過就郭氏對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的一段說詞,至少有兩個方面不合事實:一者,梅貽琦並非學生趕走,而是被羅家倫與郭氏等合謀設計擠走並放逐海外的。二者,歷史給出的答案是,梅貽琦不是當年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他的性格也不可能成為林森式傀儡。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

事實上,「教授治校」在清華的實施,不但沒有削弱梅貽琦作為校長的權力和地位,反而有益於梅的地位穩定與校內風潮平息——梅貽琦是聰明且有大智慧的,非羅家倫、吳南軒等輩,甚而幾個小雞肚腸、蠅營狗苟的幕僚如郭廷以者所能比擬和理解。從郭氏的認知與說詞中,可以見出郭廷以之「小」,梅貽琦之「大」。梅貽琦「大」在何處?素有「國師」之志且行之於身的馮友蘭,晚年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實際上,如果校長善於運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會的反對,而且可以使教授會轉化為自己的工具。前北大校長蔣夢麟從經驗中得到一個規律。照他說:在一個大學中,校長、教授、學生是三種勢力。如果三者之中,有兩種聯合起來,反對其餘一種,一種必然失敗。梅貽琦跟教授相處很好,常稱:大學者,有大師之謂也;校長的職務是率領職員為教授服務。在這種運用中,他其實掌握了大權,並且在學校有事的時候,教授會總是幫他的忙。後來的幾次學生運動中,教授會總是跟校長在一邊。按當時校長和教授的階級性說,這是必然的。」馮氏之言,可謂一針見血,真正指出問題核心,比之郭廷以氏之「高見」,確屬天壤之別。對於此點,陳岱孫晚年亦有所討論,謂:「無論如何,梅在受任校長後接受了這一體制,並加以扶植。……在理論上,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校長四者之間,在許可權和意見上是可以發生矛盾的,但在實際上卻沒有發生過任何裂痕。校長是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議的主席,在會上梅總是傾聽群眾的意見,而與會的成員也十分尊重他的意見。」於是,學校的許多危機化之為無形,許多難關亦平安度過去了。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或如朱自清所言:「在這個比較健全的組織裡,同仁都能安心工作,樂意工作。他使同仁覺著學校是我們大家的,誰都有一份兒。」

「誰都有一份兒」,正是梅貽琦掌校後「大家」的共同認知和心聲,也是力量集結的源泉和化險為夷、不斷前行的動力。對此,清華校友趙訪熊有過切身體會,趙說:我一九三三年回清華任教時,梅貽琦擔任校長已經兩年了。「那時清華民主氣氛盛行,學校的各種事情,例如分房等等,都設有委員會,記得全校有三十四個委員會。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我身在十七個委員會中,為什麼呢?因為我是學數學的,梅先生說,把他放進去,算算什麼的。」趙氏所說的三十四個委員會,皆由評議會所統籌,但清華評議會在行政上固然是重要的一環,甚至學校比較大的支出,也須評議會選出的會計加蓋印章始為有效,但會計只佐助校長詳為稽核而已,並不妨害校長的決策權。

因而,趙訪熊在回憶中特別強調,各個委員會各管各的事,但「都是由梅校長直接領導。」藉此可見,梅貽琦是真正參透黃老哲學「無為而治」,並善於在實際中應用的智者高人,不是外強中乾的顢頇,更不是大權旁落的傀儡,此舉如清華校友鄒文海所言:「梅校長在評議會中,猶英國首相在內閣會議中一樣,總是靜聽他人的意見,而後再作決定,他認為只有這樣才能集思廣益。他不先表示意見,他人自無從附合他的意見,更不比怕與校長的意見有什麼衝突,所以每個人都根據自己的看法據理力爭。

這樣的爭論,自然都是對事而發。梅校長兼聽眾論之後,很容易作一適當的抉擇。當各人的意見沒有什麼出入時,他的結論只是歸納大家的意見。當各人的意見距離很大時,他的結論可能表示他自己的看法。無論在哪種情形下,梅校長的結論多數是為入會人士所樂於接受的。梅校長主持任何會議,都是採取上述方式。」——正是因了這樣寬廣明亮的胸襟和為人處事的方式方法,才如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所言:梅貽琦掌校後,清華「在他的領導下不再是個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軌。」

《大學與大師》書封。(時報出版提供)
《大學與大師》書封。(時報出版提供)

*作者岳南,曾為編輯、台灣清華大學駐校作家等。著有《風雪定陵》、《復活的軍團》等考古紀實文學作品十二部。另有《南渡北歸》、《陳寅恪與傅斯年》等傳記作品十餘部。本文選自作者新著《大學與大師:一九三○至一九六○,烽火中的大學如何奠基百年教育》(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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