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其在學校學怎麼當記者,不如到一個好的編輯部工作」普立茲獎得主張彥:這是一門需要實踐的技藝

2019年02月19日 09:19 風傳媒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在講座海報上留下親筆簽名。(李忠謙攝)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在講座海報上留下親筆簽名。(李忠謙攝)

眾所周知,中國的新聞報導受到黨與政府的高度管制,習近平主政後更高唱「媒體姓黨」,外界(甚至是中國人自己)真想看懂中國,往往得藉助來自外媒報導,才有機會弄清其中門道。而長期在中國各地蹲點的外媒記者,不只寫出數千字篇幅的單篇報導,他們甚至集結數年的觀察與訪談,出版一本又一本的深度書寫,成為關心中國者得以一窺堂奧的入門磚。

普立茲獎得主、長期蹲點中國的記者張彥。(翻攝張彥個人網站)
普立茲獎得主、長期蹲點中國的記者張彥。(翻攝張彥個人網站)

若論其中佼佼者,諸如拿下普立茲調查報導獎的歐逸文(Evan Osnos)寫下《野心中國: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紀錄現代中國人從物質到精神層面的各種追求;在普林斯頓與牛津主修文學的何偉(Peter Hessler),則以生花妙筆寫下《甲骨文》、《尋路中國》、《奇石:從城市到荒野的另類紀實》等書,描繪一個又一個中國人民的生命故事。

張彥的最新著作《中國的靈魂》英文版書影。
張彥的最新著作《中國的靈魂》英文版書影。

曾以法輪功報導在2001年晉身普立茲獎俱樂部的張彥(Ian Johnson),早在2005年寫下《野草:底層中國的緩慢革命》(Wild Grass: Three Portraits of Change in Modern China),講述關於維權律師、上訪農民、還有法輪功學員的遭遇。這些底層人物或者出於利益驅使、或者因為理想召喚,敢於抗爭當權者的不義。

張彥的新作《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
張彥的新作《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

這位現年57歲、已經跑了30多年新聞的老記者,後來對中國的關注焦點轉向常民的宗教信仰。透過長達5年的實地訪查,足跡遍及北京、山西、四川、上海,包括曾任兩岸密使的已故儒學大師南懷瑾、目前失去自由的成都「秋雨聖約」教會牧師王怡、內丹師傅、北京進香團的成員,都成為張彥新書裡的主人翁。

張彥第一次到中國時,還是一名學生。(翻攝張彥個人網站)
張彥第一次到中國時,還是一名學生。(翻攝張彥個人網站)

張彥去年將他的訪談與觀察集結成書,出版了《中國的靈魂: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著眼於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往往為人所忽略的「宗教復興」。張彥的凝視之處確實過人,因為中國在文革時期真正打倒的絕非只有知識分子或者反動走資派,更重要的是,瘋狂的毛澤東與紅衛兵砸毀了外在的廟宇學校,也幾乎消滅了中國人內心的精神文化遺產。當中國老百姓重新在宗教裡尋找價值與意義,卻仍須面對那個維穩與鞏固政權至上的共產黨政府。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張彥在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期間應邀來台,談到他如何走上一個深度調查記者之路。張彥說,他當年還是菜鳥時,也曾是「主管要他寫什麼、他就寫些什麼」的認分記者。他提到一位當年帶他進門的《華盛頓郵報》的資深編輯,這位新聞人強調「記者不是一門學術的課題、而是一門需要實踐的技藝」、「與其在學校學怎麼當記者,不如到一個好的編輯部工作」。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不過張彥說,編輯部與記者之間的關係也不是那麼單純—記者有時應該聽編輯部的話,有時則不應該聽。因為編輯部總是希望記者多寫東西、隨時處理新聞,張彥也自承,他1992年到1994年於《巴爾的摩太陽報》任職期間,也曾做過一個努力拚命寫文章的記者,上頭要他寫什麼,他便處理什麼。但張彥也反問,努力符合編輯部要求、要寫什麼就寫什麼,就能寫出一座普立茲獎來嗎?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張彥笑著說,至於他的西方記者身份,中國人往往認為關鍵問題不是「西方記者如何報導中國」,而是「西方記者如何抹黑中國」。他1984年以學生身份第一次到訪中國,10年後又以記者身份重訪中國。他當時在貴州要報導一個新建橋樑的新聞,一位中國外交部官員就問他:「你們為什麼要報導那些不好的東西?我們蓋了一座新橋你不寫,卻跑去報導橋樑損壞的事情。」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在中國也親自參與了許多宗教活動。(李忠謙攝)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在中國也親自參與了許多宗教活動。(李忠謙攝)

張彥當時回答:「那是因為你不懂新聞,新聞不是狗咬人,人咬狗才是新聞。新聞不是那些普遍的東西,而是那些不普遍的東西。」不過張彥後來也反省自己的想法,因為當時中國能在貴州那樣的地方蓋橋鋪路,其實也是很了不起的事。他談到自己在中國訪談的經歷,說自己雖然派駐北京,但自己總會離開首都到四地去遊覽、採訪,才能發掘真正的新聞。採訪者甚至要跟受訪者生活在一起,取得他們真正的信任,才能跑出好新聞、採訪出有價值的報導。像是中國一位受訪者曾對他說,你們只是報導我們,為何不加入我們?張彥從善如流,他在中國也練了氣功、並且親身參與了民俗信仰的各種活動。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張彥也提到一位《華爾街日報》老編輯給他的建議:如果你要去一個地方採訪,最好比原訂日程多待一兩天。在採訪完之後,到當地隨意散步觀看,這個時候會是記者腦袋最開放的時間,也許會碰到原來沒有想到的東西,這可能會是「真的新聞」。也許是仔細拿捏住中國的報導界線,張彥的報導雖然往往涉及法輪功、維權等敏感內容,他的著作也無法在中國出版,但張彥表示,他在中國進行採訪並未真的碰到什麼麻煩,他目前也繼續在北京工作與長住。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談到在中國被打壓禁止的法輪功。(李忠謙攝)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談到在中國被打壓禁止的法輪功。(李忠謙攝)

談到網路時代的美國媒體,張彥也提到就算是《紐約時報》這樣的媒體,也開始希望記者寫作的篇幅更短,因為現在的讀者不喜閱讀長文。往往交出一篇報導後,會被編輯部要求刪節成更短的稿子。至於自己可以長期蹲點報導,除了喜歡寫作與報導之外,他也承認「經費」確實是能讓這樣的採訪成行的關鍵因素。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普立茲獎得主、《紐時》記者張彥。(李忠謙攝)

由於中國政府曾對《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等外媒記者拒發簽證,讓他們不得不撤退到香港寫作,部分媒體甚至被迫撤出中國。當記者問起《紐時》其他記者派駐中國的現況,張彥說,現在《紐時》記者已經都可以回到北京。《紐時》也非常重視中國新聞,目前共有十多名記者在華。問到習近平政府對外媒的敵視態度,是否會讓張彥這樣的深度報導成為絕響?張彥說,中國政府對外媒的管制時鬆時緊,但並未真的禁絕外媒記者進入中國、或者長期蹲點,他認為外媒未來還是會有其他傑出的中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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