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劍虹觀點:任人打扮的「二二八」 談統獨兩派對歷史的操縱

2019年03月03日 07:20 風傳媒
筆者發現,統獨兩派人士在操縱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時,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勢不兩立,但卻有一點是不謀而合的。(資料照,顏麟宇攝)

筆者發現,統獨兩派人士在操縱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時,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勢不兩立,但卻有一點是不謀而合的。(資料照,顏麟宇攝)

一年一度的「二二八」一到,拆銅像,砸紀念碑的事情又要在台灣各地上演。這場歷史的悲劇,又要成為藍綠政客表演的秀場,或者是一張又一張的選票提款機。筆者發現,統獨兩派人士在操縱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時,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勢不兩立,但卻有一點是不謀而合的。那就是他們往往把這場民變形容成「中日戰爭的延續」,或者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文明衝突」。

獨派曲解歷史的目的

操縱二二八事件歷史的,長年來最賣力的是獨派,所以本篇文章的開頭,先要解讀為什麼獨派要曲解二二八。獨派曲解二二八的動機也不難猜,因為他們的政治信念本來就是要讓台灣脫離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所以就必須要盡依竊的可能將二二八事件中死難者「去中國化」。唯有如此,他們才可以把二二八事件解讀為「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屠殺」。

想要讓二二八被殺害的台籍精英「去中國化」,顯然不能把他們形容為受美國影響,畢竟美國沒有統治過台灣。台灣人與香港人也不一樣,沒有受過英國殖民。而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是抗戰勝利的第二年,也是台灣擺脫日本統治的兩周年。既然台灣曾經受過日本50年的統治,而且中國人最痛恨的外來侵略者就是日本,那自然就要把二二八事件形容成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文明衝突」。

於是在獨派的塑造下,二二八事件被描述成「文明的日本文化對上野蠻的中國文化」。原因無他,獨派必須要強調日本的殖民統治是如何帶給台灣人「開化」與「進步」。外加許多在二二八事件中慘遭國軍殺害的台籍精英,確實也是受日本文化影響,讓他們找到更多的理由去解釋「野蠻的中國如何在台灣征服文明的日本」。

然而獨派的這種歷史敘述法,顯然是拿戰後在美國軍事管制下,逐漸走上資本主義化與民主化的日本,硬套到戰敗以前軍國主義日本頭上的「馬後砲」。因為如果要談「文明」,請去問那些在新加坡樟宜、台灣金瓜石或者滿洲國奉天戰俘營待過的盟軍戰俘,就可以知道西方民主國家是怎麼看待1945年以前的日本帝國。

一切的悲劇,都是從台北市天馬茶行這裡蔓延開來的,可是藍綠紅三方除了對事件的爆發有共識外,對整個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作者提供)
一切的悲劇,都是從台北市天馬茶行這裡蔓延開來的,可是藍綠紅三方除了對事件的爆發有共識外,對整個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作者提供)

不願意翻書,那也可以去看2014年上映的電影《永不屈服》(Unbroken)。還可以看看各種由美國戰時新聞處(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出版的宣傳,還能看到美軍明確是以中國人做為文明的代表,來比對同樣是黃種人,但是卻行為野蠻,表現如同猿猴的「日本鬼子」。把這些英文作品好好讀一讀,我不知道聲稱「美國與台灣同在」的獨派份子,要怎麼去自圓其說這段過去?

畢竟一天到晚喜歡強調西方文明,動不動就自豪美國與台灣是「價值同盟」的獨派人士,要如何解讀二戰前那段日本曾經很「東方」,甚至於很「中國」的歷史?PTT上很多覺醒青年認為,《永不屈服》「醜化」了日本,刻意忽視美軍在伊拉克也虐待俘虜的事實。先撇開這部電影到底有沒有「醜化」日本,美軍有沒有虐待伊拉克戰俘,但至少《永不屈服》反映了美國二戰世代對日本的看法。

更重要的一點,還是在於很多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或許反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而且還想推翻國民政府,可他們卻未必都否認自己中國人的身分。更何況他們當中有不少人,過去不只挑戰過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而且還到大陸投身過對日抗戰。比方說在嘉義指揮台灣自治聯軍的張志忠,抗戰時可是在8路軍第129師冀南軍區擔任過敵工部部長,專門對太行山的日軍據點實施心戰喊話。

即便是沒有到大陸參加抗戰,且從小接受日本教育的知識青年,當年可也都是每個人的心裡都懷抱著強烈的中華民族情緒。就連後來自稱22歲以前是日本人的李登輝,都因為無法接受北京大學女學生沈崇遭駐華美軍強暴,舉起紅旗走上街頭要求美國人「滾出中國」。戰後台灣反國民黨人士的「中國情結」,又豈是獨派想否認就能輕易否認的呢?

統派曲解歷史的目的

受到獨派曲解歷史的刺激後,統派人士也基於自衛的本能,對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做了另外一種曲解。他們不只沒有糾正獨派把二二八事件形容成日中兩國「文明衝突」的錯誤,相反的還順應了獨派人士的說法,把二二八事件描述成中日戰爭的延續。唯一的差別,在於統派人士在他們的論述中把獨派論述中的中日兩國地位對調,換成中國是好人,日本是壞人而已。

尤其是自天安門事件以來,中共為了確保政權生存發展鼓動以反日為基調的「愛國主義」教育。面對90年代後獨派逐漸壯大的事實,統派唯一的突破口就是尋求數量更多的大陸民眾支持自己,對獨派進行「反包圍」。既然獨派喜愛強調自己是「文明的日本人」,那麼訴諸大陸人民的「反日情緒」,就成為了統派最好的輿論武器。

即便在台灣的支持率只剩下5%不到,統派相信自己只要還有12億大陸人民支持就能立於不敗之地。尤其是中共對獨派實施的各種文攻武嚇,更是讓給孤立無援的統派注入了強心針。雖然祖先多為70年前中國人民解放軍「革命」的對象,但是國共兩黨畢竟在1937年到1945年之間共同組織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抵禦日本侵略,統派相信面對親日的獨派,共產黨肯定會與自己站在一起。

事實上,抗戰勝利之初的台灣有相當濃厚的日本文化,而且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不久,確實有許多本省浪人走到街上毆打甚至於殺害外省人。而他們判斷外省人的方式,就是會不會講閩南語或者日語。更重要的是,許多起來參加武裝抵抗的台灣人,包括謝雪紅與張志忠的部下,都是二戰時從軍的台籍日本兵,這更給統派人士找到了「日本軍國主義」介入二二八事件的「鐵證」。

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用意良善,討論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時,藍綠兩黨不如少一些政治鬥爭,多一些人權的觀點,才能在未來要求中共以同等的態度進行政治改革。(作者提供)
成立國家人權博物館用意良善,討論二二八與白色恐怖的歷史時,藍綠兩黨不如少一些政治鬥爭,多一些人權的觀點,才能在未來要求中共以同等的態度進行政治改革。(作者提供)

可事實上把二二八事件形容成中日戰爭的延續,其實與把二二八事件形容成日中「文明衝突」一樣,都嚴重違反歷史事實。一來二二八事件時日本還處於被盟軍佔領的「亡國」狀態,《舊金山和約》尚未簽訂,根本不可能以任何方式支援二二八的暴動。其次則是在於台灣末代總督安藤利吉為陳儀的學長,曾積極配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如果日本人要搞破壞是沒有必要等到1947年的。

所以二二八不是中日戰爭的延續,只能夠是有一群接受過日本教育,或者是受過日本軍事訓練的台灣人起來反抗國民政府的統治而已。而且即便接受了日本教育,這些台灣人絕大多數都沒有否定自己的「中國人」身分。更重要的,則是除了無組織自發起來盲目抗爭者外,抵抗國府軍警最有效率的,還是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的武裝力量。

其中謝雪紅領導的台灣民主聯軍,還有張志忠領導的台灣自治聯軍在名稱上都可以看到林彪東北民主自治聯軍的影子。所以二二八事件並不是中日戰爭的延續,而是國共內戰的延伸。二二八事件以前,或許共產黨在台灣的力量不大,但卻沒有人能否認,台灣民主聯軍與台灣自治聯軍是整個暴動期間組織力最強的兩個武裝團體。

金瓜石戰俘營的盟軍雕像,如果去問在這裡待過的大英國協與荷蘭軍戰俘老前輩,就可以知道戰前的日本在他們心中究竟有多麼的"文明"。如果是用西方標準來檢驗獨派所謂的"文明"與"野蠻",那麼二戰時的日本肯定是"野蠻",而且還相當"中國"的。(作者提供)
金瓜石戰俘營的盟軍雕像,如果去問在這裡待過的大英國協與荷蘭軍戰俘老前輩,就可以知道戰前的日本在他們心中究竟有多麼的"文明"。如果是用西方標準來檢驗獨派所謂的"文明"與"野蠻",那麼二戰時的日本肯定是"野蠻",而且還相當"中國"的。(作者提供)

儘管在同一時間,還有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還有學生自治同盟等非共組織存在,但是他們在暴動中的表現用一句共產黨的語調來形容,就是充滿了高度的「右傾機會主義」。且二二八事件時登陸台灣的整編第21師,在心態上也是以掃蕩台灣的共軍為主要目標。沒有任何當時的國府官員、軍警認為自己是在與殘存的日軍交戰。

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二二八事件的受益人。原本只有70名黨員的中共台灣地下黨,一下子就激增到了285人。抗戰時在戴笠將軍麾下擔任忠義救國軍上校秘書,後來多次偵破台灣中共地下組織的裴可權,就認為共產黨在二二八事件中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而且中共從二二八事件的失敗中,還學到了更多在台灣發展組織的經驗。

裴可權在他的作品《台共叛亂覆亡紀實》中,介紹了二二八事件是如何促使中共在台地下組織壯大的。從他的這段描述,我們可毫無疑問地做出結論,就是二二八事件是國共兩黨在台灣鬥爭的第一戰:「『二二八』事變,雖然沒有達到台共預期的目的,但無疑的由於『二二八』事變的影響,在客觀環境上已給予台共很有利的生長與發展,並予台灣社會帶來更多的騷擾和不安。」

藍綠兩黨史觀錯亂

獨派與統派基於不同的政治需要,曲解二二八的歷史,但是中共方面對此可是從來不含糊。在中共的史觀中,二二八事件不只是台灣人民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豐功偉業,而且還是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每年二二八事件的紀念日,中共麾下「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必定會舉辦紀念活動。

其實從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名稱,我們也不難想到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國軍對抗的台灣民主聯軍及台灣自治聯軍。實際上到了事件末期,兩支左派武裝也合併成了台灣民主自治聯軍,所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命名絕非巧合。這個由謝雪紅創立的「民主黨派」,其實就是二二八事件遺留到今天的直接遺產。且台灣民主自治同盟,與今天的民進黨一直維持著曖昧不明的關係。

雖然自連戰2005年訪問北京以來,中共為了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選擇淡化對二二八事件的宣傳,但是關於「二二八起義」的話語權,對岸可是從來就沒有放棄過。中共尤其在習近平上台以後,又大張旗鼓的紀念二二八事件,並且與獨派搶奪「反國民黨」的歷史話語權,讓深藍背景的台灣統派處於更為尷尬的局面。

因為在台灣統派的觀念中,二二八事件既然是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起來反對中國政府,那共產黨理應從民族主義的角度出發,與國民黨站在一起聲討二二八的「皇民」份子才對。可結果中共居然把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當成推動「紅色革命」的烈士來看,這就讓不少深藍人士感受到了自己在台灣被孤立之後,可能又進一步被大陸孤立的危機意識。

所以儘管今天在看待抗戰、統獨、國家認同還有政治體制問題方面,台灣的深藍已經與中共完全一致,但是每年二二八的時候,這些統派還是要為了自己的生存與顏面,偶爾對共產黨說一次「不」。他們對共產黨說「不」的原因,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對共產黨,而是如果共產黨不順著他們的口吻把二二八解讀為國共合作對抗「美日侵略」的話,即便未來兩岸走向統一也沒有深藍的一席之地。

即便是多次公然替中共鎮壓六四說話的中國文化大學教授石佳音,也這樣強調國民黨在二二八事件中的作用:「在國共內戰的格局下,中共自然會將二二八視作其所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之一環,跟著台灣左派一起指責國民黨,而將二二八歸咎於『官逼民反』。但是二二八事件牽涉的,卻是國民政府艱苦抵抗美日裂解中國的更大格局。」

許多統派人士痛恨二二八,咒罵白色恐怖受害者,但是卻忽略了許多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其實是比他們早了整整40年的"統派先聲",如這位葉盛吉就公然表達了對共產黨的響往。(作者提供)
許多統派人士痛恨二二八,咒罵白色恐怖受害者,但是卻忽略了許多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難者其實是比他們早了整整40年的"統派先聲",如這位葉盛吉就公然表達了對共產黨的響往。(作者提供)

石佳音雖然出自深藍家庭,父親是戴笠手下的情報人員出身,但是卻並非中國國民黨的信徒。他早年參加過黨外運動,並且曾經在一次演講活動中當著筆者的面數落蔣中正如何「消極抗日」。然而否定蔣中正抗日貢獻的他,卻堅決認為蔣中正派整編21師來台是要瓦解莫須有的「美日裂解中國大格局」,前後如此矛盾,只是因為二二八事件的史觀看在石佳音眼中,涉及到外省人來台的正當性。

獨派在紀念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方面,矛盾的地方比起統派而言又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即便許多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擊斃或關押的台籍人士,已經被證明是中共黨員或者社會主義的同情者,甚至於對岸官方公認的烈士,主張兩岸一邊一國的他們仍舊視之為「台灣神」看待,並給予英雄般的紀念,讓筆者看了更感困惑。

他們一方面高呼反中口號,指控主張與大陸簽和平協議的吳敦義、王金平「賣台」,另一方面卻又把二二八事件中意圖赤化台灣的共產黨人當成「政治受難者」。身為轉型正義委員會代理主委的楊翠,在指控國民黨出賣台灣的同時,卻對自己爺爺楊逵發表《和平宣言》,主張與中共和平解決內戰問題一事不發一言,更是讓人感到獨派強烈的矛盾。

為了防止中共佔領台灣,國民黨採取許多違反當代人權標準的舉動搜捕匪諜讓民進黨人大加批判。可今日民進黨卻以防止中國滲透的理由,採用類似的手法對付王炳忠等統派人士。民進黨的行為,套一句王炳忠的說法其實就是「警總復辟」。既然過去為了抓匪諜違反人權是錯的,又何以今天就變成是對的,讓人不知道民進黨政府錯亂到了什麼樣的地步。

無論看待二二八還是白色恐怖的歷史,筆者認為這樣下去,其實反而應該民進黨要支持當年的陳儀與蔣家父子,深藍人士則該與二二八事件中的台灣人民還有白色恐怖時代被槍決的地下黨人站在一起。可終究因為獨派人士中許多人的祖先是當年的「左翼統派」,統派人士許多人的祖先則是「反共右派」,雙方出於維護家庭傳統,不敢輕易移動政治座標到屬於自己的「正確位置」。

所以無論是獨派還是統派,都只能將計就計生活在自己創造的謊言裡,藍綠雙方也只能在這個問題上爭執不休。即便從李登輝到馬英九以來的歷屆國民黨領袖已經為二二八事件道歉,每年統獨雙方還是要吵個面紅耳赤,這個難以尋求和解的國家便只能陷於停擺狀態。這樣自我糾結的情況,反而更讓史觀與藍綠兩黨不同的中共,找到對台灣各個擊破的可趁之機。

*作者為民間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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