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小無猜卻被通報逮捕,男女各被判150鞭…在這個國家談戀愛,隨時有可怕的危險

2017年01月17日 16:46 風傳媒

性壓抑

背後腳步急促。來不及回頭,後腰被人重重推了一把。一個黑影,邁開兩條長腿,飛身彈開。朋友追過去用波斯語呵斥,黑衣少年竟在街角停下來,扮個鬼臉,一閃又不見了。

我和朋友都穿著長袍,自然跑不過他。一輛汽車戛然停在我們面前,中年男人探出頭,問要不要幫忙。少年已不見蹤影。這樣的事情在德黑蘭每天都會發生,朋友和車裡的男子齊聲罵了幾句不良少年,也就作罷。「因為你是外國人。」朋友說,雖然本地女子也會遭黑手,但外國人是過客,更容易被欺負。

「百分之三十五的伊朗男子性壓抑。」賈維爾這樣向我解釋這件事。他堅稱是官方統計數字,但又找不到出處。反正,這情況很普遍就是了。

找賈維爾聊天,起初是為了瞭解德黑蘭地下音樂。很快我發現沒有外界想像得那麼「地下」。他的四人樂團,常在一個展覽館門前演出。那裡有一片草地,參差幾棵樹,天氣好的晚上,路人聚攏來聽歌,還可能留下一點錢。樂團有一杆銀笛,兩把吉他,有時玩爵士,有時由賈維爾唱些歐美流行歌曲。他自己也寫歌,還在練習吉他。

他們在這裡演出已經三年。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之初,禁止音樂創作和表演。宗教音樂的演奏者要躲在布簾後面,不讓觀眾看見樂器。三十多年來,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儘管法律表述沒有鬆動,在德黑蘭見到街頭樂團、海外唱片的機率還是很高。一些異常生猛的波斯樂團跑到歐洲或者杜拜出唱片,再走私回伊朗。風向時緊時鬆,賈維爾他們跟地區警察混熟了,警察就不專門找碴。用他的話講,伊朗街頭音樂表演是「非法而公開」。但今年他們惹怒了附近一個新住戶。這位高等法院法官衝下樓威脅:「太吵了! 信不信我把你們關起來!」樂團答應小聲點。「法官也不能直接抓走我們,還是得交給警察。」賈維爾說起來滿不在乎。

第一次見賈維爾和他的樂團時,剛聊了一會兒,一個當地攝影師急匆匆趕來,拉我去看一個「地下樂團」排練,說是只此一次機會。賈維爾和我們同去。汽車七拐八繞,四十多分鐘後仍不知身在何處。就在我開始緊張時,攝影師指著一扇住宅大樓鐵門:「到了。」按門鈴響,裡面的人警告:最多兩個人進去,停留不超過十分鐘。

賈維爾留在外邊。我和攝影師轉上三樓,厚厚的門板背後,整個房間隔音良好,還有一間調音室。其中一位老家在阿富汗,用傳統樂器演奏。問他們唱的內容,「魚樂團」主唱說,只是鄉村生活。大概是我問了兩遍歌詞內容,主唱有些敏感:「你是想問政治嗎? 我們不唱政治。」

他們急著要走,不是有什麼風險,而是要趕去看世界盃球賽。走出來的時候,賈維爾倚在車上吃冰淇淋,帶點嘲諷地問我:「怎麼樣?」他說給其他搞音樂的朋友打了電話,瞭解到這支樂團的背景:「他們是有錢人,不愁吃喝,現在玩音樂的都管自己叫『地下』,時髦罷了。」賈維爾寫下他的歌詞:

如果我們沒錢/打倒美國

如果我們吸毒成風/打倒美國

如果梨樹結不出蘋果/打倒美國

不管伊朗發生什麼,政府都會遷怒外來勢力。」他還寫過一首〈狼與狗〉,諷刺伊朗總統選舉候選人都差不多,「他們只是俄羅斯的馬前卒」。正當我驚訝於他犀利的政治批判,賈維爾又轉入伊朗式陰謀論:「世界不過是由一百來人統治著,我們說什麼做什麼都微不足道。」

我們在樂團經常演奏的草地上坐著,吉他盒攤開在旁邊。賈維爾嫌自己彈得不夠好,不像樂團另一個成員阿拉達旺,玩吉他十四年,技藝純熟。「他自己就是把樂器,而我的武器是想像力。」賈維爾非常享受和樂團在一起。

同一片草地,幾年前,他曾捅下大婁子:一個巴斯基跟弟弟發生口角,向他噴胡椒水。賈維爾過去打成一團。巴斯基落跑後,賈維爾情緒失控,沿著公園高聲叫罵何梅尼和哈米尼。警察聞訊抓人,關到深夜,直到爸爸過來領人。

他還記得警察說:「趕緊回家吧,別出來鬧了。」賈維爾很感激,警察也有好人。

「為什麼要罵精神領袖呢?」

回憶那天的突然崩潰,他說是因為多年和父母弟弟擠在狹小的房間,逼仄難忍。「那年我二十一歲,從來沒有女朋友。」

「如果沒有女朋友/打倒精神領袖。」我替他續了一句歌詞。

賈維爾笑了:「這真得怪他們。」他在我的筆記本上畫了一個「馬斯洛需求層次金字塔」,頂層是「自我成就」,最底層是「呼吸、食物、性、住房、健康」。他在「性」上劃了個叉:「我們的政權非常聰明,管住人最基本的需求,於是我們滿腦子就剩下這些,其他什麼都不想了。

伊朗禁止公開戀愛。儘管女人戴面紗、男女授受不親等伊斯蘭習俗,在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前就在伊朗社會存在,但是革命之後才寫進法律,出動風紀警察監管。性禁忌還常常與政治聯繫在一起。異議者不管做了什麼,對他們的譴責首先跟性醜聞扯上關係,並迫使他們向公眾懺悔。「我們的傳統文化還是比較保守,一提『性醜聞』,大家馬上覺得這是個壞人。」賈維爾說。

性有時還比政治更危險。賈維爾有一本喬治.歐威爾《一九八四》─這本書刻畫了一個處處受到監管的虛擬社會,在伊朗翻譯並出版的波斯文版,刪去了幾處溫斯頓與茱麗葉溫存的性描寫,其他都保留了下來。

「我的生活全在上面,可是竟然在伊朗出版了。」賈維爾覺得不可思議,而且發行日期是在一九七九年革命之後。

跟巴斯基打架之後沒多久,賈維爾有了第一個女朋友。他們「找來一本書」才知道該如何親近,經常更換約會地點,出門走在一起要非常小心,說不好什麼時候警察上來檢查身分證。非正常交往令賈維爾焦慮,「女朋友像毒品一樣,越交往越空虛。」他的女友換了好幾任,最後認定一個人清靜。

「在這裡什麼都是不自然的,笑話也不能亂講。愛情,不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東西,它更像是一種需求,因為得不到,我們只想要它。

他說自己追求的快樂其實很簡單,就像上星期樂團表演西班牙語歌─他們不懂西班牙語,只是從網上下載不知誰的歌來模仿。晴朗的夜晚,樹下人越來越多,最後聚集了兩三百。賈維爾從手機裡翻出錄音,放給我聽:樂團重複一句歌詞「哈比落羅羅羅、鳥哪兒多多」,所有人跟著唱,錄音裡傳來年輕女子銀鈴般的笑聲,水波一樣蕩漾開來。沒人知道唱的是什麼,只是不知所謂、純粹的快樂。

「那是我最美好的夜晚。」他嘴角帶著笑意。那晚,法官沒有出現。

更危險的是鄰居

有天我經過車站廣場,三個中年人在街邊演奏。唱的是波斯語,舒緩曲折。主唱有時放下吉他,

盯著過往的人放聲,肩膀微微震動。對面石護欄上,坐著一個年輕人,全神貫注地聽著,手裡攥住一疊廣告傳單。

樂聲暫停。他轉過頭來,滿面光彩,對我說:「我喜歡街頭樂團,他們把人內心的情感釋放出來。」

二十一歲的賽義德,翻譯剛才那首歌結尾,反覆唱的是「我感到很假,就像你說你愛我」。「可是我的愛情並不空洞。」他的眼睛亮起來。他想跟陌生人聊聊愛情。

「你知道,這裡不能公開談戀愛。」他沒有猶豫,甚至沒有問我想不想聽。有天他跟女朋友約在商場碰面─賽義德平時在伊朗北部念書,放假才回德黑蘭─兩人三個月沒見了,賽義德激動得抱起她親吻。「你猜怎麼樣? 周圍竟然響起了掌聲! 商場裡的人為我們鼓掌! 不過我趕緊拉著她逃走,這會惹麻煩的。」

說到戀愛的懲罰,他的一個朋友帶女友回家,遭鄰居舉報。在伊朗,比警察更危險的是鄰居,所以很多人家白天都拉著窗簾。警察衝進來抓走兩人,驗身發現女孩不是處女,各判一百五十鞭。結果,女孩在家庭壓力下,上法庭指證男孩蓄意侵犯她。男孩受了鞭撻,遍體鱗傷,三個月下不了床。

「那戀情當然無法繼續,他只記得他喜歡的人滿嘴謊言。」賽義德和女友薩巴見面非常小心。他對她一見鍾情時,那女孩才十六歲。三年來,他們密會的地點,在一個咖啡館頂樓廢棄的天台上,只有一次被人撞見訓斥,兩人迅速逃脫。他們情感的障礙在於,女友家庭不能接受。「我只是個窮小子,她家很富有。」

為什麼願意告訴我這些呢?「你是外國人。」他相信我會把這些故事帶走,像一個裝了秘密的漂流瓶。他也不介意我寫他們的故事,只要不用真名,相愛的人有宣之於世的衝動。這真是難得的信任。在伊朗,我感受到當地人熱情待客的傳統,但同時,他們的擔驚害怕又是那麼強烈。有時他們向你敞開心扉,又慌忙合攏,那是高壓底下形成的自我保護。我建議賽義德下次帶女朋友一起來,他說薩巴一定很高興跟我交談。

作者介紹|周軼君

現任《端傳媒》國際頻道主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文學學士,英國劍橋大學國際關係碩士。2002至2004年,任新華社駐以巴地區記者,期間是唯一常駐加薩的國際記者,曾採訪巴勒斯坦領導人阿拉法特、阿巴斯,對哈馬斯組織創始人亞辛的專訪被多家國際傳媒轉載,關於以巴衝突的文字、攝影故事獲得國際多個獎項,曾被評為「中國記者風雲人物」。2005年出版《離上帝最近——女記者的中東故事》,除政治人物外,亦白描當地一般民眾的生活面貌,辛酸痛苦伴隨幽默溫馨,展現衝突下的人性。
 
2006年起任職香港鳳凰衛視,並定居香港。繼續奔波在國際熱點地區,經歷尼泊爾改制、南北韓危機、戰後阿富汗、伊拉克重建、烏克蘭戰爭、南美民粹崛起、埃及、利比亞及巴林等一系列政變,亦有實地觀察美國與歐洲政局。

她的國際新聞分析、隨筆常見於《風傳媒》、《端傳媒》、《金融時報》中文網,也常受邀「鏗鏘三人行」談話節目。

本文經授權轉載八旗文化《拜訪革命:從加德滿都、德黑蘭到倫敦,全球民主浪潮的見證與省思》(原標題:愛在德黑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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