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幸福路上》叫好不叫座?他道出背後原因,竟是台灣人也未必察覺到的認同危機

2018年03月14日 10:01 風傳媒

動畫導演宋欣穎的國產電影「幸福路上」12日在日本拿下東京國際動畫節的最佳長片獎,影片備受國際肯定。然而這部製作費約六千萬元的作品,在戲院上映後票房卻只有一千兩百多萬,令人感嘆「叫好不叫座」,為何這樣一部探討台灣五、六年級生共同記憶的作品票房不如預期呢?

我出生於1980年,從退伍後就住在新莊幸福路上。全家北上之後,母親在中港大排(就是電影海報裡的那個背景)的宏泰菜市場裡面租了一個月幾千塊的角落,克難地用家庭理髮貼補家用,剪一顆一百,比熱炒九九還貴了一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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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路上 On Happiness Road》。(圖片:幸福路上 On Happiness Road 臉書粉絲團|想想論壇提供)

也許我可以帶著傷感,來談談「幸福路上」為何票房不如預期。

記得剛看完這部電影時,我當下跟金馬編劇蔡宗翰表示不妙。為何?因為軸線。它當然是一部探討「幸福」本質的電影,可是同時也帶著濃濃政治味。帶政治味不是不好,但這樣一部帶著政治味的電影,選在一個台灣集體情緒混亂且焦慮的時刻上映,就註定了叫好不叫座的命運。

誠實地說,我很喜歡這部電影。不單單因為我是「幸福路人」,而更因為片中所有的政治、經濟發展及社會元素,我都感受過或起碼經歷過末期的餘溫,包括:蔣公過世、說台語被罰錢、高中選組的掙扎、賽鴿、黑手變頭家、學運甚至陳幸妤等等。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小學三年級時,家裡中午都會盯著電視看股盤的紅紅綠綠,十歲的小孩子竟也懂得一張股票一千股這類的股票常識。

長大後讀了一些書,才知道原來那個兒時經驗是台灣第一次股票上萬點(1990年1月)那樣的歷史機遇。跟現在台股史上第五次站上萬點但散民卻無感的狀況完全不同,當年進出號子的榮景讓不少升斗小民著實發了一筆小財(當然也有因而家道中落錢財散盡的故事,有興趣者可找出林瑞陽跟黃安主演的「一九九五閏八月」國片)。

記得有次,我爸跟著一位叫「陳董」的朋友生平第一次走進了號子,迎面而來打哈哈的迎賓接待看著我爸不曉得該怎麼稱呼,此時陳董說了一句「他姓劉」,這位接待馬上接口「劉董歡迎大駕光臨啊!」

我小時候無由名地一直對這故事印象深刻,因為那是當卡車司機的父親生平唯一一次被稱做「劉董」。那時的股市上萬點,在我的生命留下很深刻的階級印記。股市在當時,一夜之間成就了許多階級的向上(或者然後向下)流動

片中小琪的跨文化戀情(CCR)也不忘以全球生產供應鏈分工的面向帶出階級意象。有一幕她在美國第一次看到聖誕樹上的裝飾,表情卻是若有所思也若有所失。聖誕樹裝飾其實是八零年代典型的台灣家庭代工零活,這些在台灣工廠以低廉成本製造的塑膠小玩意,在家家戶戶的客廳「廠房」裡,以相當廉價的勞動力(有時甚至是免費勞動力,例如來幫忙的鄰居小孩邊裝邊玩)進行無技術門檻的組裝動作,之後再銷售到美國成了資本主義瑰麗象徵的童話裝飾。

我記得小時候,曾經在彰化的外婆家,跟著其他表哥表弟表姐表妹一起幫忙著這些零活。當時年紀太小,沒有意識到自己在串珠子的當下,以客串的身份參與了全球生產供應鏈的分工體系。當然,那年代沒人在乎一例一休或其他勞資爭議,對經濟條件困苦的我們,這些家庭代工所帶來的微薄收入,可是一筆重要的額外經濟來源。

我花了一些篇幅講述了我的個人生命經驗,其實要帶出來的訊息是,「幸福路上」的的確確就是講述我們這世代的故事,毋庸置疑。它不但是政治的,也是階級的。它面面俱到地、深怕遺漏地幫我們複習了成長過程中每個分鏡表,想要讓我們再次回溫成長的苦澀、政治的不公,以及濃濃的草根庶民性格。那些種種,今日被稱為「台灣味」的東西。

這樣一部具有企圖心又帶著溫暖色調的電影,不是理應票房大賣嗎?況且近年國片票房破億,好像也都慢慢習以為常了。「大尾鱸鰻」、「我的少女時代」及 「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狂破四億,「KANO」、「陣頭」及「總鋪師」也破了三億,還有一堆破一億、兩億的國片。而「幸福路上」的票房呢?根據「中華民國電影票房資訊系統」截至2018年1月14日統計,是660萬。

網路上同溫層的朋友們都很難過也很焦慮,只能一直狂推這部電影「口碑發酵」。欲言又止的疑問是:那誒安ㄋㄟ ?

其實不難回答。既然這是一部政治動畫片,其實答案還是得回到台灣當前的政治脈絡來探索。

決定電影票房是否賣座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讓觀眾找到情感認同的印記或是情感宣洩的出口。舉近年台灣國片史上最重要的分水嶺2008年11月「海角七號」為例,當時台灣剛結束阿扁八年執政,扁政府末期的爭議讓許多台灣人的情感苦無宣洩的管道,「海角七號」中大量的台語及本土元素,某個程度上複製然後自我複製了台灣人心中的驕傲光榮,然後不斷地鼓吹朋友進戲院支持相挺,有許多人當時都進戲院看了不只一次。這樣的心理因素成就了當時的海角風潮(當然這部電影還有許多成功的因素,包括選角、故事及音樂等元素。)

「幸福路上」這部電影,則遇到了台灣社會集體情感困惑、價值爭議的分歧點,特別是在民主發展及社會運動兩條軸線的脈絡上,在台灣現實生活的畫面,對接不上電影裡的敘事軸線。某種意義上來說,台灣政治社會史的敘事,突然在今日出現了轉折或甚至斷裂,且至今仍眾聲喧嘩,定義不一。在各方搶爭話語權的當下,「幸福路上」突然沒有了結局。一直努力追求幸福的台灣人,在片中遍尋不著幸福,而在戲外,幸福好似更加遙遠。幸福路上,好像看不到光。

舉一個例子。片中的阿文哥哥參與學運,其實映照了當年野百合學運或其他政治改革/社會運動的脈絡。當年的學運份子,站在所謂「正義的一方」,雖然冒著身家生命的危險,但正當性不虞匱乏,擁有道德高度的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政治,是為了更好的生活」。但今日台灣處於一種政治敘事軸線爭辯之際,人民眼花撩亂,再怎麼努力滑著手機也找不出是非真相。有人聲嘶替政策辯護,有人慌忙濕身走秀,而哪邊才是幸福的方向?於是,故事說不下去了。怎麼辦?原本應該要有快樂結局或起碼「給個說法」的敘事,在現實中找不到對接的軸線。而正是因為這樣的集體情感投射無方,遍尋不著依附或宣洩的管道,電影因此困於同溫層的取暖。

「幸福路上」是一部值得紀念、肯定、讚賞的電影,某個意義上,更是一部成功的片子。台灣國片史上第一次出現以詳實政治及經濟社會發展史實的「史詩」式電影,企圖心更令人敬佩。身為「幸福路人」,對於它的票房失利,我雖然有著無可避免的傷感,但在我心中它絕不是失敗的片子,而我相信在許多人心中也不是。

作者介紹|劉仕傑

文字控,相信文字的力量,大學時為PTT楊照版創版版主。現為年輕但不確定是否有為的外交官,曾派駐洛杉磯跟帛琉。棒球打了20幾年,從台南打到台北再到海外,派駐帛琉時創立「臺灣黑熊壘球隊」並擔任隊長。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從情感投射到宣洩無方:談「幸福路上」的敘事軸線)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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