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心打死蚊子,卻可以「榮譽謀殺」自由戀愛的女兒…印度社會處處存在驚人的矛盾

2018年05月17日 16:19 風傳媒

三年多前,抱著好奇來到印度。本期望三年的時間就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但三年多過去了,當朋友問我是否已經了解印度時,我才發現,答案不是我期待的。三年多的時間裏,自己對印度了解的訊息是多了一些,但是困惑也更多了。

現在想來,印度在國家宣傳中,將自己定義為「不可思議的印度」,非常到位。印度的不可思議,來自於那處處存在的矛盾,既讓人困惑,也有迷人之處。

剛來時,註意到車裏有個蚊子,我「啪」就拍死了,司機看了我一眼。等又一個蚊子出現在他那兒時,他搖下車窗把蚊子趕了出去,那種對生命的善待,讓人吃驚。可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卻了解到另一番對待生命的景象,就在大學所在的哈邦,甚至索尼帕特市還有時上演著榮譽謀殺,也即父母或叔伯為保護家族榮譽,會親自謀殺自由選擇夫婿卻不符合家族關於種姓等要求的女兒或侄女。讓你不能理解,生命的善待為何剎時改變了邏輯

來印度三年多了,在印度從沒吃到過牛肉。一是牛肉不好買,二是也不敢買,自己所在的邦是一個禁牛肉的邦,怕攜帶牛肉時被抓,再判上幾年,可不是兒戲。當然,自己也享受到了宗教護牛的好處,那就是可以得到比較高質量的牛奶、酸奶、冰淇淋和奶酪等,不用像國內那樣喝牛奶時總提心吊膽,甚至在國內早就不想喝牛奶了。雖然這個國家憲法序言裏明確要建立一個世俗的國家,但宗教政治在這裏也不藏著掖著。政黨可以大膽以宗教名義拉選票;也可以在執政後以宗教信仰名義將禁牛肉立法明目張膽通過;印度人的家庭生活至今還是由身份法而不是世俗的民法典所主導,比如一個穆斯林男性卻可以通過說三遍「離婚」就把合法的把妻子休掉。當然,一個男子也可以根據宗教傳統同時有幾個合法妻子。

在與印度教授一起開設《中印兒童性侵害與法》這門課時,才意識到,這個國家,童工的年齡是14歲,但是卻將性同意的年齡於2012年在《保護遭遇性侵害兒童法案》中提高到了18歲。也就是說,14歲,你可以作出養家糊口的決定,但還沒有能力作出性同意的決定。你不滿14歲輟學,政府不會懲罰你;但你不滿18歲就有性行為,政府會以強姦罪起訴你,除非你結婚。

在申請簽證時,最有趣的是性別一欄,印度會給你三個選擇:男(male)、女(female)、其他(other),這在其他國家中是很少見的,可以認為,這是對性別認同或變性人的一個大解放。可同時刑法典377條還依然保留著對同性性行為的刑罰處罰。

在印度,女性的地位也很奇特。邦首席部長為女性已不算稀罕,在莫迪政府中,又將國防部長和外交部長兩大實權位子委托給了女性,她們活躍在世界舞台上,對於宣傳印度女性的地位改變是大有裨益的。印度有些邦還通過立法,要求村長老會(panchayat),類似於中國的村委會,必須將50%的席位留給女性。但與此同時,我們又發現,印度女性中工作的大約只有25%,中國大約是75%;一些村裏當選的女性不過是丈夫變相參選的工具,印度很多地方對寡婦還有著非人的限制等。女性安全至今在北印度還是個沈重的命題,穿著和外出活動時間都需要時刻注意。三年來,我的日常生活習慣已發生變化,比如不敢穿膝蓋以上的短裙,晚上七點之後沒有車絕不敢單獨走出大學校門等。

國防部長尼瑪拉·西塔拉曼(圖/澎湃新聞提供)
國防部長尼瑪拉·西塔拉曼(圖/澎湃新聞提供)
印度外交部長蘇斯馬·斯瓦拉傑(圖/澎湃新聞提供)
印度外交部長蘇斯馬·斯瓦拉傑(圖/澎湃新聞提供)

與印度教授開設《中印憲法》這門課,讓我對印度憲法的了解加深了不少。獨立後的印度設計者們,設計了議會制政府,希望通過給成年人人手一票的直接投票權,選出下議院,由下議院的多數黨派組建政府,從而建立一個問責、高效的政府,以帶領印度人民快速改變積貧積弱的社會面貌,同時讓選票來對歷史沈澱的不平等進行革命式變化。但如果觀察印度的現實,你會發現,在三權中印度人越來越不相信政府和議會,而是把希望寄托於那個不參與選舉的、原本具有被動屬性的司法權來牽引社會改革。

對印度的法治觀察很有意思。通過觀察印度立法討論和研讀其法律文本,還是能感受到這個國家的立法質量和立法參與度要比中國好。從制度設計上看,掌握主要立法大權的下議院(人民院)由公民直接選舉,也有較好的保障司法獨立的制度設計, 還有至少130萬名律師,法治的硬件環境比較好。但是,在這裏,包括中資在內的外資們普遍頭疼的一件事是,合同的執行。在世界銀行關於各國從商環境的排名中,印度合同執行率卻基本上排在170名外,而中國則基本在前五名。可以認為,印度法治建設面臨的挑戰不比中國小多少,只不過難點可能不同而已。

腐敗的話題,更有意思。按理說,有多黨競爭,有自由媒體,有發達的公民社會,有直接選舉,腐敗不應該是大問題。但日常生活中,還是能感受到腐敗無處不在的影子。電子化、透明化,在幫助減少腐敗的土壤。而且,民間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拒絕用行賄方式解決問題。我的學生寧肯為獲得護照多等一段時間,也不去行賄辦事官員;大學寧肯自己花錢裝備用發電機,也拒絕為了穩定電源去行賄政府 。但是,有些例子聽後還是很吃驚。在開設《民主的理論與實踐:中印視角》這門課時,有學生給我講一個例子,某地方政府可以用一個假想的湖申請到資金,並以假想的湖申請到維修資金,卻不需要真正建湖(連個豆腐渣工程也不需要),這種明目張膽的腐敗,竟然可以長期逃脫民主的制約和法律的懲罰,讓人感到不可思議,也不知道這樣的事,今天還會不會發生。

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很多問題也是很有意思。

走上德里街頭,窮人的小棚子與富人的豪宅可以比鄰而居,總讓人感覺到,印度的貧富差距要比中國大很多。消除貧困和消除貧富差距實際上不能劃等號,印度在消除貧困方面遠遠落後於中國,但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數據,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印度卻從未達到中國的危險高度。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各國基尼系數1990年與2013年後最新數據的對比(圖/澎湃新聞提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公布的各國基尼系數1990年與2013年後最新數據的對比(圖/澎湃新聞提供)

甘地和尼赫魯都不信仰馬克思主義,至少不讚成通過暴力實現社會革命,但是印度不缺乏對工農利益予以制度維護的傳統。印度的工會權力非常強大,雖然其GDP 不能領跑亞洲,但是,其工資漲幅卻經常領跑亞洲(Aon Hewitt統計報告)。對於農民,沒有農業稅(產業化運作的除外),還有各種補貼,2005年更是大膽通過了《國家農村就業保障法》,明確政府每年應該給每個農村家庭不少於100天的工作,並按最低工資支付報酬。如果不能提供工作機會,就直接支付錢。據統計,單這項年度開支,就占到GDP的近0.5%-1%。而在中國農村,這些活兒長期以來要求農民做「義務工」。但是,進展的效果還是要打折扣的,土地改革依然是個半成品;到2015年,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印度還有2.7億人生活在貧困中。

印度1995年就開始試點免費午餐計劃,到2001年成為正式的制度,所有在政府學校讀書的中小學生,都可以得到免費午餐;而我們推行連片貧困區免費午餐計劃卻是從2012年開始。不論如何採取經濟自由化,印度至今保留著免費的公立醫院為窮人看病。這個國家的藥品價格普遍非常低,大部分日常藥品都在10人民幣以下。一個有正式工作的人,可以買醫療保險,並且可以帶幾個家庭成員,住院費基本可以都報銷,外國人也適用。但是,預想的效果還是被打了折扣。2017年公布的全球饑餓指數顯示,從營養不良人口比例、嬰幼兒死亡率、兒童身體達標、體重達標等四個指數來看,印度排在第100位,在北朝鮮和伊拉克之後。雖然整體趨勢在好轉,但一直要比世界平均水平差不少。

「印度的饑餓指數正在下降,但仍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數據來源: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圖/澎湃新聞提供)
「印度的饑餓指數正在下降,但仍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數據來源: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圖/澎湃新聞提供)

為普及初中級教育,印度進行了全方位的努力。對中產階級,其放開了私立教育,以實現多元化需求。對於政府提供公共服務部分,2002年憲法第86修正案將對6-14歲兒童的免費義務教育納入憲法基本權利,2009年又通過了非常具體的《教育權利法案》。為吸引孩子們到學校,還從2001年開始在所有公立學校推出免費午餐。為吸引優秀師資進入公立學校,印度也是蠻拼的,設立了一個比較有競爭力的工資水平。以哈邦農村為例,這裏老師最低工資是25000盧比,相當於2600-2700人民幣每月,比普通私立學校的工資水平高,比中國很多農村地區的老師工資水平也高。法律和財政保障都到位的情況下,應該可期待印度的公立學校有好的發展,但現實中大家總在討論一個有意思的執行障礙,那就是老師雖然拿著高工資,但並不盡責,經常不去學校或者對學生不負責任,導致不少學生輟學。中國官員頭疼的是缺政策和預算,一旦這兩樣有了,好像很難有具體執行問題可以根本性制約目標實現。但是,印度的很多問題,不是在立法和預算方面,而是經常被一些具體的執行層面的問題所羈絆。

除了這些困惑之處,印度的複雜多元也有一些迷人之處。

印度的多元化,多元化到不可思議。各種宗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天主教、錫克教、旨那教、佛教都有。雖說信仰印度教的人口達到80%, 但是,他們卻信仰不同的主神,還說不同的語言,慶祝不同的節日。同樣信仰印度教,有的連雞蛋也不能吃,有的卻可以吃牛肉。語言的多元化也是不可思議,連政府工作語言都要區分,聯邦政府、聯邦議會和印度高院、最高院各用什麽工作語言,各邦的語言也是五花八門。印度同事經常開玩笑問我們這些外國人,是什麽在統一印度;我們答不出,然後他們會給出很富幽默感的答案,是板球或巴基斯坦。

印度的政治生態如同其宗教和文化,也是非常多元化:家長制威權治理,看國大黨;追求宗教治國也打發展牌的,有人民黨;信仰共產主義的也有兩大國家政黨——印度共產黨和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信仰自由民主,直接看印度憲法,也能從印度的獨立司法中找到寬慰。這還不包括1000多個地方性政黨。追求各種政治理論的,都可以在印度找到政黨和政治支持,所以,對印度不存在政權顛覆一說。但是,好的做法想全國迅速推開,也很難。科拉拉邦總被當做社會公平發展和文盲率低的正面典型來介紹,但幾十年過去,科拉拉還是只有一個。政治的多元化,讓模式覆制也不容易。

印度各種政黨和競爭性政治讓印度社會高度政治化,同時,各政黨的存在,又讓印度的政治高度群體化。來印度後,經歷過各種騷亂,為罷工,為爭取特留權,為抵抗征地,為抗議法院幹預地方文化,為保護語言文化傳承而爭取獨立建邦……但是沒有一個騷亂可以全國化。所以,印度騷亂不斷,但又可以始終保持著全國性穩定

雖說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社群衝突也經常性發生,但穆斯林對印度仍然是一往情深。據說,印度已經超過巴基斯坦成為世界第二大穆斯林人口大國。雖然穆斯林在印度屬於少數,其貧困狀況要比印度的平均狀況差,但印度的穆斯林很少出現極端化,而且在多項實證調查中顯示,印度的穆斯林對印度國家的認同度和對印度民主的認同度都高於全國平均水平。

印度憲法序文。 攝於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模擬法庭(圖/澎湃新聞提供)
印度憲法序文。 攝於印度金德爾全球大學模擬法庭(圖/澎湃新聞提供)

印度有世界上最長的憲法,能把憲法寫得如同合同法一樣具體,恐怕也找不到其他例子。印度人還是很受益於這部細致入微的憲法,比如,再強的強人政治也跳不出憲法的手掌心。英吉拉·甘地是歷史上最雄心勃勃的闖關者,但也只能利用憲法的「緊急狀態」條款擱置基本權利,而且維持不到兩年就下台了,還導致國大黨失去了優勢地位,印度從而陷入多黨制。

可能是對殖民統治的反叛,從一些實證數據分析看,印度自獨立以來,對威權政治的支持,似乎沒超過兩位數,而且有進一步遞減趨勢,如根據Center for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的數據收集,印度普通民眾對偶爾采用威權統治的支持率從1999年的7%到降到2004年的6%;而對民主的支持率從60%提高到了70%。再考慮到印度建國初期將不同文化、語言和地域的小王國納入一個主權國家的現實需要,民主制可以說是印度選擇的適合自己國情的一條道路。當然,任何期待「集中力量辦大事」或者「政府雷厲風行」落實一些舉措,也都是很困難的。

三年的體驗似乎告訴我,印度就像大象一樣前行,急不得,但也走得比較穩,需要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關注和影響下,緩慢煥發光彩。對於其治理中表現出的矛盾之處,如何解釋其背後的邏輯,又如何理解其未來走向,還需要更長時間去理解和解釋。

任重道遠,繼續努力!

文/李思園
本文、圖經授權轉載自澎湃新聞《請講》(原標題:我在印度|張文娟:用三年體驗和觀察印度治理中的不可思議)
責任編輯/林安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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