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壇的現實,菊池寬沈潛與暴起後的真實意義

2018年09月20日 16:36 風傳媒

我們不得不說,「文壇」這種作為作家發表作品的公共空間,後來因這舞台成名得利的祕辛,以及其形成過程的確充滿時代的意趣,它甚至可能搖身一變,成了藝文導覽員,把好奇者又帶回大眾生活的場域。例如,在明治時期,只要文人作家自成團體,創辦刊物發表文章,或者以作家書房交誼,廣義上就可稱為「文壇」。最早有尾崎紅葉的「硯友社」、夏目漱石的「漱石山房」等等,那裡可謂他們的文學沙龍,同伴相互鼓勵批評,以求寫作技藝的提升,但還沒有藝文市場的概念。

如果我們從當時的薪資水準來看,或許就能更加理解作家們與稿酬搏鬥的故事。以夏目漱石為例,那時他在東京帝國大學擔任講師,所得薪資不多,因此《朝日新聞》找他到該報社撰寫連載小說,他經過慎重確認,掛上記者頭銜,保證月薪二百圓,並有年中歲末等高額津貼,他才辭掉了教職,成為有穩定收入的報社記者。後來,夏目漱石的小說大為暢銷,慢慢地擺脫了窮困生活的糾纏,可謂名利雙收,他是作家成功轉型的佳例,不過,如他這般幸運的作家終究少之又少,多半仍然在貧窮線上努力求存。

到了大正時期,作家面對的挑戰又不同了,只憑出版小說作品集的版稅,幾乎很難維持家計。新的時代出現新的媒體,印量龐大的雜誌決定著作家的命運,誰能在知名雜誌寫稿,就能拿到厚實的稿酬,成名也相對快速。根據統計,當時(1911年)由著名總編輯瀧田橒陰主編的《中央公論》,銷售量就高達12萬冊,於大正5年創刊的《婦人公論》也高達7萬冊。這些暢銷雜誌提供給作家的稿費,還勝過明治時期在報社撰寫連載小說的記者。所以,那時有一種說法,瀧田橒陰總編輯坐著人力車到某作家住處,那位作家等同於受到文壇的肯定,直白地說,他就是有(文壇)正字標記的名作家。

據日本文壇史指出,大正7年的時候,瀧田橒陰的人力車來到了菊池寬的住處。然而,菊池寬成為著名的大眾小說家以前,經歷過幾多風雨波折,以及他和芥川龍之介的關係。

確切說來,菊池寬和芥川龍之介是舊制一高的同學,只是菊池寬就讀一高以前,經歷了某些波折,也就是他在即將畢業之時,無端被捲入了一起竊盜事件,而遭到了校方退學,因此他們雖然是同學,卻比芥川龍之介年長三歲。菊池寬看到文學夥伴進入了東京帝國大學,自己卻沒有畢業證明,心中難免感到落寞沮喪。為了振奮起來,他後來到京都大學選科當旁聽生。不過,他從京都看到同學芥川發表了短篇小說〈鼻子〉,成功地在文壇打響了名號,並得到了夏目漱石的激賞,更讓他焦灼不已。

不過,這裡有一段文壇插曲,還必須提及受夏目漱石和森鷗外影響而創辦的《新思潮》文學雜誌。了解這作家的成名過程,某種程度上,可解開菊池寬起步落後的謎題。除了豐島與志雄、山本有三和佐藤春夫之外,久米正雄、菊池寬、芥川龍之介和松岡讓等等,也亦是第四次《新思潮》復刊的台柱作家,在這成員當中,以久米正雄最早於文壇上闖出名號。其後,久米和芥川成了夏目漱石的入室弟子,學習文學寫作的堂奧。說來奇怪,漱石收了這兩名門徒,只對芥川青眼有加,毫無保留地肯定芥川的作品,說他具有傑出作家的稟賦,但對其門徒久米正雄並非如此。他批評久米雖然寫得出好作品來,文字上卻略顯鬆散。久米得知老師對他這番評語,想必很不服氣。

還有一種說法。當時,漱石似乎有意將長女筆子嫁給芥川,得知芥川已有女友因而作罷。同為《新思潮》夥伴的松岡讓,開始向筆子展開情書攻勢,歷經誠摯的追求,最後勝出成為漱石的女婿。而成名較早的正米,在那以後沒能振奮起來。他的文學夥伴菊池寬,在寫作事業同樣毫無起色。

菊池寬在大正9年分別於《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連載《珍珠夫人》,正式闖出了名號。(圖/想想論壇)
菊池寬在大正9年分別於《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連載《珍珠夫人》,正式闖出了名號。(圖/想想論壇)

直到大正9年,菊池寬分別於《大阪每日新聞》和《東京日日新聞》連載《珍珠夫人》,這才正式闖出了名號。那時,讀者對這部小說反應熱烈,為之著迷的程度,已超過明治時期尾崎紅葉於《讀賣新聞》連載的《金色夜叉》。換句話說,菊池寬筆下創造的女主角,正是女版的《金色夜叉》。這部小說造成了轟動,形成了一股潮流,旋即被改編成舞台劇,可以說菊池寬的文學產業就此騰飛了起來。而這股氣勢和力量,發揮著重要作用。當年,追求筆子未果的久米正雄,發現了菊池寬的通俗小說獲致成功,轉念一想,亦想藉由通俗小說的載體,一掃心中的塊壘。其後,他把當年失戀的過程情節詳細地寫進《破船》這部小說,甫一出版,立刻引起熱烈閱讀,他也成了暢銷書作家。

回到菊池寬建立的文學產業上。一次,菊池寬和芥川龍之介到大阪演講,有個鐵粉藝妓專程來到他們下榻的旅館浴室窺看,興奮地指著說:「他就是作家菊池寬呢!」與菊池寬的後勢看漲相比,芥川卻遇到了挫折,他的新聞連載戛然而止了,很大原因在於,他的短篇小說的確得到知識精英的青睞,但他卻寫不出帶有娛樂性質的大眾小說。在日本作家看來,大眾小說這種取自於真實社會事件的題材,必須親訪調查和蒐集資料,以生動有趣的情節來吸引讀者,可他就是應付不來。或許,我們參考夏目漱石在評價久米正雄的作品那樣,並比較菊池寬與芥川龍之介的文學觀點,即能知道大眾小說與小眾文學之間的邊界。

例如,芥川龍之介認為,「作家的創作應當源自對於藝術的純粹感動,同時亦在顯現他的人生看法和世界觀。……凡缺少這兩種特質和精神,就稱不上藝術作家了……」這是芥川對小說創作的定義。他在自己的隨筆中,多次表達文學藝術性的重要,並且把它推到最高的位置。對此,他的《羅生門》和《枯野抄》似乎在向讀者證明,藉由他辛勤的藝術追求,他巧妙融合了「大和、漢文、西洋」的精髓於一爐。儘管芥川晚年的作品〈齒車〉,比起早年追求的文學之「美」,已轉向了對人性之「真」的深刻凝視,這些稍為變化仍然沒有離開他堅持的文學世界。如果說芥川追求文學中的「真」與「美」,菊池寬的創作觀則表現在對「善」和「道德」的呈現。他在史實傳記《恩讐の彼方に》(《超越恩仇》,1919)中,提及日本的人情義理,的確多少帶有道德說教的色彩,但他不在乎冒著這樣的風險,他試圖運用小說這個載體做出強有力的發揮。在他看來,訴諸大眾的作品(文本),首先要擺脫正統文藝規範的限制,他直接介入大眾的生命核心,而這樣必然造成藝術至上的亮度的減損,可是其反面,它的積極入世和趣味人生,相對能夠吸引更多讀者的閱讀。

芥川龍之介名作《羅生門》。(圖/想想論壇)
芥川龍之介名作《羅生門》。(圖/想想論壇)
菊池寬著作《恩讐の彼方に》。(圖/想想論壇)
菊池寬著作《恩讐の彼方に》。(圖/想想論壇)

進一步說,大眾小說必須考量閱讀的趣味性,吸納更多讀者進入它的世界裡,如此方能擴大傳播的範圍,恰巧這個主要舞台已開始轉變了。原先在報紙連載的大眾小說,轉移到印量龐大的雜誌上,女性雜誌的銷量直線上升,菊池寬躍然成為知名的流行作家,他整日無比忙碌,為各雜誌撰寫連載小說,一次,他原本計畫出國旅行,卻因截稿在即因而作罷。然而,在寫作之路上春風得意的菊池寬,遇到了批評的巨浪。那時候,正值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風潮正盛的年代,態度激進的普羅作家嚴厲批判菊池寬,說他寫不出卓越的作品,只會成群結黨搞關係,整個腦袋浸透著暴發富的思想。不僅如此,無產階級作家同樣使用變形的暴力,祭出所謂的道德重壓,逼迫菊池寬別沉迷於庸俗的大眾小說,要儘快寫作清新的作品。不過,從其後的作品來看,菊池寬並未因此折服於這些同行作家所施加的壓力。

實際上,以作家的鍛成而言,這種取樂他者(大眾)的寫作訓練,不完全只有壞處,沒有啟迪的作用,反而給予菊池寬見證大眾的力量。正如他對大眾的重視那樣,他將讀者放在首要位置上,希望與讀者做深切連結,因此,他每期在雜誌上公布當月雜誌的印量,做到資訊公開透明。就這角度來看,菊池寬的確是個奇才。他不僅善寫大眾小說,又具商業嗅覺的機敏,有這雙份才華的加持,文壇功名錄上,自然要把他推到大眾小說家的頂峰。此外,他必然也知道,當一名作家好不容易闖出了名聲,稿約如雪片般飛來的同時,其背後就會有伴隨而來的苦惱,這些他都必須次第地克服,否則他很可能成為文壇的失蹤者,因為後代的文史研究者未必有興趣重拾這段遺聞,更別說對此文學事件重啟調查了。這無關乎純文學與大眾小說之爭,無關乎文學地位高低的問題,只能說,從這個角度重新思考,我們可以看見日本的大眾小說在歷史變遷中的生成與衰微,而我們身為愛讀小說的廣大讀者,也不得不自我提醒,陷入文壇八卦的流沙河中,雖然不致於滅頂身亡,卻有不可自拔的危險。

作者介紹|邱振瑞

作家、翻譯家,著作與翻譯作品有數十冊,例如《菩薩有難》、《來信》、《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原文、圖經授權轉載自想想論壇(原標題:【日晷之南】日本大眾作家的苦惱——菊池寬)
責任編輯/陳秉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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